反讽的自由主义是罗蒂政治思想的基本面向。在罗蒂的文本中，反讽有三重含义。第一，否定形而上学对自由主义的证成。罗蒂认为，自由主义无需形而上学的证成，只需历史社会学的比较所产生的反差效果。只要描述在不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共同体中人的生活境况，就足以说明自由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第二，否定哲学家的政治参与同其哲学思考之间的必然联系。在一场社会政治运动面前，哲学家难以从思想上领导或者左右该运动。社会政治活动有其独立的运作逻辑，它同哲学家的思维逻辑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无力阻止政治秩序的崩溃，也无力确立起全新的政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反讽就是我们不能对哲学家的政治期待过高，也不应该苛责哲学家的政治参与。第三，反讽就是哲学家应该对自己偶然邂逅的语汇持开放性的态度，对自己目前使用的终极语汇深表怀疑，从事新的语汇和隐喻的发明和创造。不过，借助于自由主义在公私领域的基本界分，罗蒂为哲学家的反讽划定了界限，即哲学家的反讽应该局限在私人领域。换言之，在罗蒂看来，自由秩序中的私人领域是哲学家从事反讽的空间和居所。一旦逾越这一界限进入公共领域，那么反讽的自由主义者就必须承担公共责任，从消极方面揭示社会生活中的无所不在的残酷，从积极方面编织社会希望。　　 首先，本文把罗蒂置于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考察他对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批判，以及罗蒂本人运用语言哲学资源重新描述了实用主义，提出了新实用主义的哲学观。这构成了罗蒂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例如，罗蒂与哈贝马斯、阿兰·布鲁姆等人的争论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哲学观的不同。　　 其次，本文以古典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为背景，提出在后哲学时代失去理性证成的自由主义是否还具有正当性的问题。由此进一步追问，如果理性不足以证成自由主义，那么，自由主义关于公私领域的界分是否具有正当性？本文依次考察以杜威为代表的古典实用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回应以及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公私领域界分的批判，他们都关注公共领域中的沟通问题，期待公共生活的复归。杜威堪称罗蒂的精神之父，而哈贝马斯则是罗蒂政治哲学的主要对话者。在笔者看来，只有透彻地理解两者才能明确罗蒂政治思想的生成逻辑。本文重点考察罗蒂试图消解哈贝马斯的“沟通”难题及其以交往理性证成自由主义的努力。他认为保持公私之间的张力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原动力，是个人自我创造和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罗蒂反讽的自由主义基本问题意识在于，一方面足在后哲学时代如何拯救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如何认识后现代思想家的出位。罗蒂的基本看法是，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创造性思想家，他们在政治上的出位，并不构成否定其哲学思考的理由。自由社会应该为卓越的思想家保留创造性思考的空间——私人领域。这一部分构成了罗蒂政治思想的基本架构。　　 再次，上述两部分使我们具备了“先立乎其大”的视野，然而政治哲学家之间的争论终究要落实到对特定问题的看法。毋庸置疑，女权、宗教和公民教育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无法绕开的具体问题。罗蒂认为，女权主义运动应该抛弃寻找基础的努力，而要发挥想象力创造出新的共同体来置放女权主义者创造的新的语言游戏和隐喻。宗教不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而是文化政治学的问题。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宗教应该是私人化的、反教权主义的。公民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少数哲学家，而是要培养关心社会政治问题并积极建言献策的知识分子；途径不应该足向西方文明的源头找问题，以为柏拉图的经典文本中已经穷尽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而是要保持开放式的心态接受新鲜事物，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寻求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　　 另外，这一部分我们还要考察罗蒂的政治立场。罗蒂宣称自己是自由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寻求在宪政秩序框架下逐渐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新左派批判性有余，建设性不足。在全球化的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回归改良左派的传统，从学院走向社会，与社会运动建立起联系。　　 最后，总结全文，梳理罗蒂政治思想的逻辑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罗蒂的政治思想有三大问题。第一，有乌托邦希望的生活并不等于良善的生活。罗蒂认为，良善的生活就是能够为人们提供乌托邦希望的生活。罗蒂认为，良善的生活就是能够为人们提供乌托邦希望的生活。而且，只有民主政治才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乌托邦希望。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最大的罪恶，不是折磨人类的肉体，而是折磨人类的灵魂，彻底打垮人们反思的欲望，揠灭人类的希望。在笔者看来，罗蒂的这一说法，足不可救药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再现。换言之，即使彻底质疑二元论传统的罗蒂也无法清除二元论的影响，把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完全对立起来，忽视了两者黑白分明的界限中间的灰色地带。第二，罗蒂政治思想的基本矛盾在于，他在哲学上说明了反讽的自由主义的可能性，而在政治上又宣布了反讽的自由主义的不可能性。第三，他的政治哲学反映了北大西洋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期望通过北大西洋民主社会的具体实践来展现民主生活的优越性，以此吸引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可是，对于处在政治转型的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其他生活方式或政体的示范效应，而是培植民主的政治文化和建构恰当的制度安排的问题。换言之，罗蒂的这一说法，忽略了转型国家公民团体和国家的积极促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