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佛游记》不仅是一部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充斥着严肃思考的政治哲学著作。从法哲学的角度看,可以将《格列佛游记》视作斯威夫特对现代性国家问题的回答,其内容主要从现代性国家的发生、困境和疗治三个方面展开。小人国和大人国部分回答的是现代性国家的发生问题。小人国对应英国现实的议会制政党国家,大人国则象征着斯威夫特理想的君主制均衡政体。但无论小人国还是大人国,都为机运和偶然性所主宰。小人国和大人国的相互转换充分体现了两者被机运主宰的特征——小人国如果出现“超拔君主”并将传统的混合均衡政体精神重新灌注于旧体制,那么小人国重回良善的原初政制并非不可能;大人国君主、贵族、平民三个阶级的力量均衡一旦被打破,那么纷争和内战也极有可能在国内重新燃起。不仅如此,格列佛身体和力量大小的随机性也暗示着机运对国家、政治情状的决定性作用——基于身体性权力的不同,格列佛在不同的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境遇。正如小说中所言,小人国和大人国不是终点,格列佛“命中注定继续航行”,在小人国和大人国的变换中唯一稳定的理性将成为继续航行的基础。斯威夫特敏锐地发现,依据现代理性这一人类手段建立世俗天国的渴求,将成为现代性国家最为突出的特征。飞岛国和慧骃国展现了现代性国家的困境。飞岛国和慧骃国都是现代纯粹理性的构建,但它们又各自对应着一种乌托邦传统。飞岛国对应的是技术理性主导下的现代性国家,这种技术理性至上的国家最为典型的特征即是科学（science）和技艺（art）的古典分野的丧失——本属于科学领域的、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移植到了本应由技艺辖制的、具体的事务当中。斯威夫特认为,科学对技艺的僭越使得现代人丧失了应对“政治实在”的能力,同时也因为科学研究的数量化、同质化的特性,使得人们丧失了对伟大之物、崇高之物的理解。与此相对,慧骃国象征的是道德理性主导下的现代性国家,这种国家形态的主要表现则是道德理性对激情的压制。慧骃的道德理性是形式化的,依托于封闭共同体的,共同体的同质性是慧骃行动的主要逻辑。因此,慧骃的统治没有情感支撑,是基于理性的残暴统治。深入分析上述两种国家形态的主导因素可以看到,斯威夫特笔下的飞岛国和慧骃国并不是两种国家形态,而是同一现代性国家的两副面孔——无论飞岛国还是慧骃国,都是现代理性的典范,都缺乏对人之中间状态的认识和古典理性的辩证能力,都在用人为建构遮蔽真正的现实,因而也都有着去往极权主义发展的倾向。斯威夫特采用的写作方法是迂回间接的,因而他给出的现代理性困境疗治方案只能通过拼凑出来的线索加以揭示。现代理性使人丧失了真正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真实生活的回归不再可能。结合《木桶的故事》和相关布道词我们发现,斯威夫特的教诲分别针对的是好奇之人和轻信之人两种具有不同特质的人。针对好奇之人,斯威夫特主张回归古典哲人式教育,但这种教育因为现代人对自身兽性的专注和奇特的骄傲而极易走歪。慧骃主人对格列佛的教育即是失败的范例。针对轻信之人,斯威夫特则崇尚宗教传统的作用,宗教传统的外衣遮盖了残酷的真理,维护了道德、良善和普通的幸福。在斯威夫特看来,两种方案中宗教传统教诲才是更为稳妥的选择。除去引言和结语,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斯威夫特创作背景的大致勾勒。从商业社会的发展与政党政治的形成,到进步观念的作用和古今之争的论辩,再到其背后的理性主义思潮和科学革命的影响,斯威夫特对其时代的所有核心问题都有很深刻的介入。但斯威夫特是时代的反叛者,是萨义德所称赞的疏离于任何权威的知识分子典型,《格列佛游记》一文也带有斯威夫特烦扰世人的品格。第二部分阐述的则是现代性国家的发生理论,对应的是格列佛在小人国、大人国的游历经历。小人国大人国并非简单的古今对立,两者存在相互转换的倾向。小人国的腐败来自于公益心的丧失,而这种公心在大人国则主要通过“超拔君主”和混合均衡政体得以保障。但无论均衡政体的实现还是超拔君主的诞生都仰仗于机运的力量,大人国和小人国都深受到机运的影响。格列佛的身体在小人国和大人国的相对变换也应证着这种机运的力量。理性是驾驭机运的人类手段,《格列佛游记》前两部分的意图与马基雅维利著述意图相似。第三部分侧重于分析斯威夫特指出的现代性国家困境,这部分内容对应的是小说的飞岛国和慧骃国两部分。飞岛国的上界和下界即是古典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分界,现代科学僭越了古典科学的界限并侵入了技艺的领域,这种侵入使得现代的研究程式对现实性的丰富内涵进行切割,从而丧失了对于真正现实的理解。在斯威夫特看来,只有以孟第诺为代表的经验政治才能把握到政治实在。慧骃国则是道德理性对激情压制的典范,慧骃与耶胡的对立象征着人中间状态的丧失,也正是在这种丧失中,道德纯粹成为抽象的教条,成为完全服务于封闭共同体的残暴理性。第四部分则探讨了《格列佛游记》中疗治现代性国家困境的方式,这一部分的分析主要以慧骃主人和彼得罗船长两个角色为线索。斯威夫特区分了好奇之人和轻信之人的不同教育,一个是古典哲学式的,另一个则依赖于宗教传统。斯威夫特认为前一种教育极容易走歪,第二种是则是更为稳妥的。在想象与讽刺的背后,斯威夫特仍然是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进行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