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之际,惠栋标汉帜于吴,戴震集大成于皖。《尚书》作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乾嘉学者对其研究与注释的著述不胜枚举,而吴、皖治《书》各具特色。鉴于前人多重视皖派《尚书》方面成就,而对吴派《尚书》训诂研究鲜有涉足。笔者将以前贤时哲的研究论著为起点,将吴派《尚书》代表人物、代表作:惠栋《古文尚书考》《尚书古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仔细研读,试图将四人训诂实践中所使用的训诂方法进行分类分析,以期总结吴派《尚书》训诂特色。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部分。围绕本文研究对象的成书缘由与内容介绍展开论述,汇集各个时代学者对吴派《尚书》学著作的相关评价。交代本文的写作方法与写作意义,并概述吴派《尚书》学研究现状。第二部分:第一章。主要通过哲学、逻辑、语言学等维度,深入剖析吴派《尚书》训诂方法形成的诸种原因。第三部分:第二至四章。从训诂的基本方法、一般方法、个性方法递进地论述吴派《尚书》的训诂方法。吴派《尚书》学著作以“自注自疏”的模式集中了大量训诂材料,其中传统训诂学的“依形索义”与“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仍占主导地位,但吴派学者更善于利用古文字材料分析词形,根据文字共时与历时演变规律索求词义。吴派学者长于辑佚校勘,经常借助异文、方言、金石材料等证明观点,因此除了训诂的基本方法外,还有辅助其进一步进行阐述的一般方法。根据四位学者的自身特点总结其训诂的个性方法——惠栋的类推绎义、江声的集注音疏、王鸣盛的以史明义、孙星衍的验诸实证,以此进一步探究吴派学者训诂方法的内部联系。第四部分:第五章。通过对比分析吴派学者训诂《尚书》时的差异性,提炼出吴派《尚书》训诂特色。以具体的训诂实践举例证明梁启超、刘师培等学者对吴派“惟汉是从”“凡古必真”的评价有待斟酌。此外,本文还将吴派与皖派《尚书》训诂进行一定程度的对比,这样不仅可以为吴派研究提供新语料与理论参考,还对清代皖派的训诂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第一次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等方法对吴派《尚书》训诂方法进行系统的整理与总结,力求探寻训诂方法研究的新思路。吴派《尚书》训诂方法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吴派学术研究的全面构建,更对清代《尚书》学训诂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