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小说家李伯元在其移居上海的职业办报生涯中，写下了大量揭露中国社会时弊的作品，其中有不少篇幅涉及对西方风物及人物的描写。但长期来学界对李伯元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生平资料考证及其作品解读等方面，鲜有著述对其作品中的西方形象作系统性的分析研究。鉴于晚清最后十年的历史特殊性和李伯元在中国近代文坛的代表性地位，本文希望借助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通过对其作品中西方形象的总体考察，以期一窥“西方”这个迥异于自己文化的“他者”，如何被传统中国文学体裁纳入同化的生产过程。 本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主要就晚清社会对于西方的集体看法和李伯元个人受到的西方影响进行整理。对于异国异族的形象研究而言，文学形象的形成是社会集体意识和作者个人经验互相作用的文化产物，该章主要对李伯元作品中的西方形象成因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以李伯元描写西方篇幅较广的小说及弹词为研究文本，从中梳理出由西方风物、人物、国家以及文化观等构成的总体西方形象体系进行分类探讨。西方在李伯元的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为器物和观念上的猎奇性，由此造成的文化误读带来的滑稽讽刺效果等等，而在对西方人形象的塑造上，则很难区别其笔下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言谈举止上的差异，西方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言说的文化需要。 第三部分因为李伯元作品的特殊性，本文对常规的形象学研究实践有所拓展和创新。身处清末上海的十里洋场，李伯元的不少作品中出现了一些衣着打扮、言谈举止之间刻意效仿西方的国人形象，他们甚至将西方视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幕后替代者。这类“仿西方”形象和西方形象颇为雷同，作者很有可能是通过对这类人物的观察认知来塑造其笔下的西方形象，而这也就意味着，相比较于大多数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由西方到“西方”的一重误读，李伯元的西方经历了两重误读，由西方到中国再到“西方”。李伯元的西方也由此完成其以西方替换中国权力秩序中最高符码层的需要，成为其言说自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