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作为被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人,在被告人的量刑上经历了从“黄金时代”(刑罚的主宰者)→“衰退期”(刑罚无关者)→“复活期”(刑罚影响者)的历史变迁。被害人与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息息相关,被害人既希望法院能够对被告人公正量刑,又渴望自己能够在量刑程序中拥有一席之地,从而影响法官量刑。然而,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经常有意无意地忽视对被害人的关注,使得被害人逐渐沦为刑事司法中“被抛弃”的人。如何改变现状,使得被害人的谅解对量刑发挥应有的影响成为了刑事理论界与实务界探讨被害人问题的难点之一。被害人谅解作为被害人的一项权利,根据处分原则,被害人谅解与否,会影响着法官对被告人的刑罚裁量。而在传统刑事法律关系“国家—被告人”的二元结构模式下,被害人参与量刑、影响量刑的空间有限。为探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谅解对量刑的实际影响,通过对全国中级人民法院裁判的400个故意伤害案件进行研究,发现实践中被害人对被告人的谅解已经作为被害人参与量刑的一种方式。然而,被害人谅解在司法适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被害人谅解反悔;被害人谅解影响量刑在从宽幅度上仍是不统一的;被害人谅解更多的是与金钱赔偿相挂钩等。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为了更好促进被害人参与量刑,使得被害人谅解在审判中充分影响量刑,有必要明确禁止被害人谅解反悔的情形,统一被害人谅解对量刑影响的幅度,并建立健全相关被害人救助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