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连接古代中国与西域的贸易之路，也是一条承载着东西方文明互动、交融的文化之路。20世纪以来在其沿线不断发现的出土汉文刻本便是后者最好的见证，同时也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向西传播的有力佐证。　　这些汉文刻本主要出土自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印刷时间横跨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等各个历史时期，数量众多，文献构成复杂。既有占主体的佛教类刻本，也不乏经、史、子、集“四部”类书籍，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然而与出土写本相比，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值得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入而广泛的探索。　　本论文即以丝绸之路沿线（主要是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出土的汉文刻本作为研究对象，从文献学（特别是版本学）的角度进行相关考索。论文共分十二章。　　第一章对“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总体情况作了简要介绍。敦煌出土的刻本主要以晚唐、五代和宋初的印刷品为主;吐鲁番出土的刻本主要涉及宋、辽、金、元时期;黑水城出土的刻本则跨越宋、辽、金、西夏、元等多个时期。以上三地出土刻本在时代上可互相衔接、互为补充，堪称见证雕版印刷术从初兴到发展壮大的宝物宝库。此外，第一章回顾了从1909年至今的关于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概况，指出前贤时彦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存在一定不足，仍有待今后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第二章对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价值进行了分析和介绍。就文献学角度而言，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版本学的整体面貌，不仅为版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宝物，更促使版本学提出一系列崭新的课题。就历史学角度而言，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史，而且是构建完备的印刷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材料。就宗教学角度而言，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不仅有助于对西域佛教传播的研究，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各阶层宗教信仰情况的了解。就语言学角度而言，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给汉语文字、词汇和音韵研究都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第三章是本论文的重点之一。以往对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研究，往往过多地沿袭自对出土写本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成规，而未能兼顾版本学的某些特点。同时，出土刻本也不同于传世刻本，有其自身的文物特殊性，加之出土刻本以残叶居多，所以不能完全照搬对传世刻本的研究方法。相关研究中存在的种种不足，大多与研究方法不够全面有关。针对这一情况，论文从区分刻本材料直至最后考定版本性质，提出了五项大的研究步骤。每一项步骤之下，又针对具体间题尽可能详细地提出可行的研究方法。比如“缀合残叶”一项，论文认为在缀合前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严格审查，应遵循五个“同一”（即出土地点同一、物质载体同一、所记内容同一、行款格式同一、刻印字形同一）的原则。　　第四章以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为中心探讨了唐五代印刷史的概况。有关这一时期印刷史内容的研究着作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但论文立足“二重证据法”和史源学的考辨方法，仍然试图写出新意。比如针对不少印刷史名着中存在的种种间题（如文献记载的史源缺乏考证，出土刻本的描述存在偏差等），提出驳正意见。此章对唐代印刷术初兴的分期间题进行了梳理，指出当前学术界盛行的“高宗——武周时说”缺乏坚宝的依据，并不可信，当以“文宗时说”最为可靠。论文将考察唐代印刷的地理分布间题与分析唐代印刷品的结构结合起来，指出唐代印刷业正是围绕印制历日而展开，构成了完整的生産、销售链条，从而维繁了印刷作坊持续性的生产。关于五代印刷史概况，主要侧重分析国子监雕印“九经”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论文指出朝廷明令将国子监本《九经》地位视同前代石经，意味着刻本首次具有了高于写本的权威性，意义深远。而且五代国子鉴本经书采用的是蝴蝶装册本，使得正统读书人不仅阅读的载体发生了改变（从写本逐渐变为刻本），甚至连书籍的装帧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卷轴到册本）。因此，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国子鉴本经书印成之日，可谓标志着中国书籍史正式完全步入了“刻本时代”。　　第五章将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结合起来，对北宋、辽、金、西夏的印刷史情况进行简要介绍。比如指出北宋时期书籍“刻本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给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章着重考察了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书籍制度，包括装帧、版式、附属品等内容。论文指出一些刻本的版式可以溯源，比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单叶佛像，其版式设计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石刻造像与刺绣佛像。再比如宋、金刻本中正题名占据双行的样式，宝际上早在唐代刻本中即已出现。　　第七章至第十章分别对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中的经、史、子、集“四部”类刻本进行了版本考索。这四章连同第十一章也是本论文的重点。　　《丝路出土经部刻本文献丛考》章中指出德藏吐鲁番文献中的TID1015号刻本韵书以及九行本《切韵》刻本，并非前辈学者所推测的五代刻本或北宋刻本，此二本宝为辽刻《唐韵》增字本韵书。辽刻《唐韵》增字本与《大宋重修广韵》的编订、刊刻各不相干，前者并非后者的母本。它们属于《唐韵》系统的两个不同分支。　　《丝路出土史部刻本文献丛考》章中重点考察了黑水城出土的正史类、编年类刻本。论文对于出土刻本与传世善本之间如何进行版本比对，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指出面对刊刻于同一地域、刊刻风格又极为近似的刻本应重点把握住字形这一标尺找出字形间的微殊之处，而不能仅仅通过对版本的“观风望气”，便将两种刻本牵合为一。　　《丝路出土子部刻本文献丛考》章在缀合的基础上指出黑水城出土《初学记》属于南宋建本系统，版式可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绍兴十七年余氏本进行比较，但黑水城本的刊刻时间很可能更早，也更接近于绍兴四年建阳刻本的原貌。此外，论文结合讳字与内容，指出黑水城出土《文酒清话》当为宋刻本，成书时间大约在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很可能出自熟悉汴梁生活的“书会才人”之手，具有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丝路出土集部刻本文献丛考》章在对黑水城出土《三国志文类》、《薛仁贵征辽事略》定名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这两个刻本的版本特徵，指出此二书同为元代建安坊刻本，具有重要的版本研究价值。　　第十一章是《丝路出土佛教刻本文献丛考》。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中，佛教文献不仅占据了总量的绝大部分，而且内涵丰富。此章选取吐鲁番、黑水城出土的中土撰述类佛教刻本进行考索。比如指出吐鲁番本《御制缘识》虽然带有千字文编号，但很可能只是一单刻本。该本覆刻自《金藏》本，大概是出于方便持诵的考虑，吐鲁番本将《金藏》本原来的卷轴装样式变换为蝴蝶装册本，在版本学上具有宝贵的标本价值。　　第十二章是《丝路出土汉文刻本监定杂考》，丝绸之路出土汉文刻本的监定既是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比如黑水城文献中包括宋、辽、金、西夏、元等朝代的刻本，来源复杂，稍有不慎便容易造成误判。论文选出十六种可靠的西夏汉文刻本对其版本特徵进行考察，在版式、字体、讳字等方面初步提出一些监定意见。并对黑水城文献中三件误定朝代的汉文刻本进行了重新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