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健康对个人和家庭而言至关重要,国民健康素质则关系到国家在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长足进步与发展。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当下,怎样实现群体间均衡的健康分布值得思考。近年来,老人、儿童、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健康不平等问题获得广泛关注,但学界对农村已婚女性健康分布的研究尚不充分。在农业进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农村已婚女性的社会身份逐渐发生改变,她们一方面更有机会从事非农工作,另一方面也由于家庭男性外出务工、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等原因,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经济环境的转变使得农村已婚女性的个人价值可以得到更好的实现,但也要注意到社会角色多样化为其身心健康带来的沉重压力,群体中因社会经济因素而产生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值得探究。从事农业劳动和非农工作的农村已婚女性,实际上面临不同的劳动强度、心理压力和人际网络,健康资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们的就业决策,而不同的就业形式也使她们在个人健康的投入上有所差别。在分析农村已婚女性的健康分布问题时,有必要对上述两类人群进行区分,探究各自的健康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基于上述内容,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相关数据来对农村已婚女性健康不平等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力求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具有政策参考价值的结论。具体内容如下:首先,利用样本数据,对农村已婚女性的经济特征和自评健康水平展开分析,并结合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患病率指标,对比描述农村女性整体和目标人群的健康水平及变化趋势。这一部分的研究发现,2010-2015年农村已婚女性自评健康的平均水平趋于稳定,其中非农就业者的各项经济特征明显较好,健康水平也优于农业就业者;19 9 3年以来农村女性整体的患病率情况呈现不良趋势。接下来,本文以农村已婚女性的个人收入水平为经济排名依据,计算得出其自评健康的集中指数（CI）,分析非农就业者与农业就业者的健康分布差异。集中指数的计算结果显示,在我国农村已婚女性之间,长期存在偏向高收入者的健康不平等,其中非农就业者的健康不平等程度相对女性农民更为乐观。之后,有序probit模型和集中指数法帮助笔者实现了对农村已婚女性健康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对各项影响因素贡献情况的分解。计量分析的结论是:个人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年龄、社交频率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对所有农村已婚女性的健康水平作用显著。收入差异是造成健康不均衡分布的最主要因素,其次年龄、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加剧她们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增加社交频率有利于缓解健康不平等。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已婚女性,其健康水平和健康分布还另外受到未成年子女数量、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参与农村社会保险没有显著影响已婚女性的健康水平。最后,结合上述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的角度为改善农村已婚女性健康现状、缓解农村已婚女性健康不平等程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