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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对“后知青文学”起源进行细致的辨析和梳理，认为“后知青文学”并不像研究界认为的起源于1990年代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而是伴随着1980年代初国家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知青主体的重构，作家自我意识的自觉，文学作出的必然反应和调整。研究认为,从“知青文学”到“后知青文学”是集体记忆的“我们”的写作到个人记忆的“我”的写作的转变。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后知青文学”改变了“知青文学”“诉苦”和“炫痛”的单一写作模式，拓展着自身写作疆域，在“我是谁？”“农民是谁？”等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