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出台的《监察法》,赋予了监察机关调查权,该调查权融合了党纪、政纪、刑事调查,成为新的反腐利器。监察机关可据此采取12项调查措施,从查封、扣押、冻结,到检查、搜查再到留置等措施,来确保监察机关对严重违纪和违法行为的全面调查,以实现更好的反腐效果。留置措施具有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从有利反腐的角度而言,监察制度固然有诸多益处,但从被留置的被调查人角度来说,其在留置期间的权利却与公安刑事侦查中被剥夺自由的人的权利呈现出明显的不平等,最直接的体现是律师无法介入留置期间。关于留置期间律师介入问题,无论在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颇有争议。目前留置措施的适用过程中出现被留置人员权利保障不足、缺少外部监督以及被留置人员权利不平等问题。造成问题的关键原因是职务犯罪主体和犯罪类型的特殊性以及律师介入留置期间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导致被留置人员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虽然律师介入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但无论是基于程序正义理念、人权保障理念,抑或基于有权获得辩护原则、法律适用平等原则,或者基于现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被留置人员享有辩护权利和程序异议权以及获得律师帮助均具有理论上的依据,律师介入留置期间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对比瑞典、新加坡、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的监察制度,可知不同地域或地区的监察制度中被调查一方均获多或少的享有上述权利,这些成熟的经验为构建我国律师介入监察留置期间程序提供了可行的借鉴经验。在留置期间律师介入的具体程序构建上,可以借鉴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并从以下角度出发:一是从被调查人角度出发,明确被调查人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可以享有的权利,比如有权自我辩护、有权获得法律帮助,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有权申请解除留置措施等。二是从律师角度出发,在明确被调查人权利义务的基础上,赋予律师独立的辩护地位,可享有律师专属权利,比如会见通信及法律帮助权、调查取证权、特定情形下拒绝辩护的权利等。三是从监察机关角度出发,主要明确监察机关向被留置人员及其亲属告知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