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背景与意义自然灾害是由或快或慢的地球物理、水文、气候、气象或生物变化等事件引发的物理现象(IFRC,2015)。研究表明,到2050年,受到致命自然灾害威胁的人类数量将增加一倍(Wilkinson and Brenes,2014)。在所有的自然灾害中,洪水灾害是造成社会与经济风险最常见和最主要的因素(Doocyetal.,2013)。据估计,洪水灾害的频率和强度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所增加,特别是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Hirabayashi et al.,2013)。除了一些如人类对河流的侵蚀这类人为因素,巴基斯坦的洪水主要与环境和气候变化有关(Gaurav et al.2011;Shifengeta1.,2011)。洪水灾害的强度和严重程度迫使国家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将减灾防灾(DRR)纳入到当地的灾害管理政策中,更重要的是,运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法,通过减少脆弱性来识别、建立能力、增强抵御能力,而非像以前一样采用传统的、以援助为基础的方式来减灾(Shaw,2015)。那些位于河流源头附近最贫穷的家庭更容易遭受到洪水灾害(Brouwer等人,2007),且需要做好准备以避免人力和财产的损失。通过采取不同的防洪措施,可以减少各种灾害(洪水)带来的损失(Mavhura et al.,2013;Islam et al.,2013)。对此,结构性措施(SM)和非结构性措施(NM)的结合是处理洪灾风险的有效方法(Ran and Nedovic-Budic,2016)。作为本研究的区域,巴基斯坦是一个易发洪水灾害的国家(Abbas etal.,2015)。自1947年建国以来,该国面临了 22次严重水灾,11893人因此丧生(Shah etal.,2017)。2010年发生了巴基斯坦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夺走了 1985人的生命,淹没了 160,000平方公里的17553个村庄,受灾人数达到2100万人(Shah et al.,2017)。其中,Khyber Pakhtunkhwa省(KP)因洪水致死人数、受伤人数、房屋受损和受灾人数而受到了严重影响(NDMA,2010)。政府在灾害管理方面建立了一些重要组织以应对洪灾,如国家灾害管理局(NDMA)、省灾害管理部门(PDMA)和地区灾害管理部门(DDMA)。而这些机构将减灾防灾纳入政策和发展计划的执行效率取决于现有减灾防灾系统的性质。此外,研究表明,有许多潜在的低效率原因,包括匮乏的经济、人力、机构能力,以及缺乏专业人员设计和执行减灾防灾政策、发展计划和相关活动。除此之外,缺少责任心是导致地方政府松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可能本有足够的资源来执行可持续的减灾防灾政策,但由于其缺乏相关意愿和承诺,于是导致了减灾防灾政策并不能有效地实施(Ivey et a1.,200)。现有相关研究集中在巴基斯坦家庭层面所受洪水的影响,了解当地的适应能力和所采取的减灾措施的类型,以尽量减少极端天气事件(如洪水)和影响家庭减灾策略选择决定因素的潜在影响。本研究突出了家庭层面的脆弱性、适应性、风险感知和对当地家庭生计的影响,以及采用洪水缓解的策略。此外,本研究还审查了当地机构在应对灾害风险方面的能力、准备情况和需求,并评估了 KP省的学校现有的应急准备活动。许多过去在巴基斯坦进行的研究都表明了对适应性和脆弱性研究的迫切需要,但实际上在家庭层面的田野研究、脆弱性和韧性、风险认知和影响,以及适应性措施却都十分罕见。对于作者来说,这是第一次从社会维度来分析洪水灾害的影响和适应性措施,以减少巴基斯坦家庭层面的脆弱性以及提高其适应性。本研究结果有助于对洪灾进行全面的了解,探索当地机构在解决减灾防灾面临的挑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强调了克服部分困难所需要的条件,以及呼吁制定学校安全政策来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以便做好应急准备和减灾措施。因此,本结果可以与巴基斯坦其他省份以及具有相同社会经济背景与地理概况的发展中国家相联系。本研究的结果也可帮助各层次的相关政府部门(分别为省、区、国家级)、学术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ngo)和政策制定者,在实施计划之前,了解各地区差异,以便设计综合有效的灾难风险管理政策。2、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在考虑多种防洪减灾工具时,影响家庭采取行动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在洪水易发地区,家庭层面各种决策选择之间的潜在相关性。本研究的具体目标如下:1衡量家庭的脆弱性和抵御洪水灾害的应变能力。2评估洪水灾害的风险认知和对当地生计的影响。3识别家庭采用的防洪减灾策略,以管理洪水风险及其决定因素和制约因素。4识别能力建设的需求和策略,以弥补不同的地方机构在减灾防灾方面的差距。5运用SWOT分析法,评估学校应急准备对洪水灾害的作用。本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来选择研究地点和样本家庭。在第一阶段的抽样中,本研究特意选择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KP)作为样本是因为其位于地质脆弱带,且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如洪水导致的印度河和地震。在第二阶段的抽样中,本研究通过立意抽样选择了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两个地区,即Charsadda和Nowshera。在第三阶段,从之前选择的两个地区中各选出三个面临高等级洪水灾害风险的联合委员会(UC)。在第四阶段,利用KP-PDMA(2014)提供的评估报告,随机从每个联合委员(UC)会中抽取两个村庄。在第五阶段,根据当地联合委员会行政主管(行政首长)提供的候选家庭名单,从每一个联合委员会中随机选择大约50户家庭,两个地区共计600户进行访谈。对样本家庭进行访谈的内容有: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脆弱性和恢复能力、风险感知和所采用应对策略,包括洪水灾害和在生计方面相应的影响。此外,为了对当地机构在处理减灾防灾上的能力、准备情况和需求有相关个体的主观反馈,研究人员在19个地方机构中随机选取了 40名受访者进行面对面访谈。为此,本研究设计了一份专用调查问卷,并以此进行访谈来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此外,本研究对来自20所随机选取学校的100名受访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以了解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学校现有备灾行动计划的强度、劣势、机会和威胁。3、研究结果与讨论在巴基斯坦,由于过度的城市化和政府对气候变化这类严重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洪灾对当地人的影响如今已十分严峻。本研究利用主观判断的方法对所选的两个研究地进行了家庭抗洪脆弱性和能力的计算。对脆弱性,本研究将家庭脆弱性界定为三个组成要素,即: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能力(IPCC,2007)。研究结果表明,Nowshera(EVI-0.82)地区的脆弱性指数大于Charsadda地区(EVI-0.76)。这意味着,Nowsher地区的家庭更容易受到洪水灾害的影响,而且更有可能因洪灾而造成生计损失。两个地区的敏感性指数均表现出对洪水危害的高度敏感性,且原因多样。例如,相关应对机制,家庭建筑材料,文化程度,家禽家畜的损失,依赖性程度,以及多层房屋的构造都是影响家庭对洪灾敏感的关键因素。整体敏感度/敏感性指数结果(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0.56和0.55)表明,该研究区域仍具有脆弱性,且十分容易发生洪水灾害。因为有较高比例的受访者获得信贷(0.31 VVI)、拥有社交网络(0.67 VVI)和多种收入来源(0.90 VVI),Charsadda(0.55)的适应能力指数(0.55)高于 Nowsher地区(0.48),即 Charsadda地区的家庭对洪灾具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和较低的脆弱性。对于家庭的应变能力,本研究将其界定为四个组成要素,即社会、物质、经济和制度构成,以衡量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两个严重受灾地区家庭的应变水平。社会应变结果反映了所选研究区域内家庭的不同社会特征。社会应变指数的数值表面,两个研究区域都只有较低的应变能力(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0.35、0.37),原因是很多家庭户主认为洪水是上帝意志行为(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0.65 VRI和0.89 VRI)。这意味着在这两个研究区域中,那些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家庭都没有对洪灾采取任何的预防措施。其中也有部分家庭具有较高的社会应变力,原因如下:这些家庭对过去洪水采取了应对措施的经历提高了相应的技能和知识,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提高到了 10年)也可能导致较高的适应性,低比例的残疾(无论是身体或心理上的)也可能会增加社会应变能力。此外,在这两个研究区域中,与没有这些特征的家庭相比,拥有健康保险、车辆和强社交网络比例最高的家庭可能表现出更高的社会应变能力。目前的社会应变性研究结果显示(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SRI-0.35,SRI-0.37),这两个研究区域家庭的社会应变能力都比较低,且当地居民都被建议采取某些措施来提高他们的应变水平以应对洪灾。经济应变能力值显示,两个研究区域的家庭都具有较高的经济应变性(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ERI-0.48,ERI-0.49),且原因呈现多样化。例如,从事多样化收入活动的家庭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适应性选择,以保护他们的生计免受灾害;有工作的户主能够减少贫困,且能够提高处理灾害的经济能力;住房拥有率较高的受访者采取了许多不同的预防措施,通过增加投资来进行防洪减灾以及通过多种生计来源来保障住房,而这是影响家庭经济抗洪灾能力的关键因素。此外,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和户主收入,可能归因于两个研究区域的经济应变性较低。从洪水灾害的角度来看,第三个要素,即制度应变值显示,这两个研究区域的制度应变性都比较低(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0.21和0.24),这是由于只有低比例的家庭参与了制度应变活动中,例如灾害减缓项目(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VRI-0.10,VRI-0.08),洪水警报(Nowshera和Charsadda 分别为 VRI-0.37,VRI-0.31),信贷获取设施(Nowshera 和 Charsadda 分别为 VRI-0.25,VRI-0.20),急救培训(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VRI-0.10和VRI-0.11)。同样,生计恢复计划的参与度和区域建筑规范标准不高都使得两个研究地点的制度应变性较低。因此,相关的灾害管理机构提出了针对增强应变性的能力建设培训、规划,并解释了降低风险措施的长期利益,以解决和恢复巨大的洪灾影响。当前的制度应变性的低指数研究结果(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IRI-0.21,IRI-0.24)显示,当地相关机构鼓励易受洪灾的居民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减少洪水灾害的不利影响,在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家庭应变性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组成部分为物质应变性,Nowshera(pri0.34)的值比Charsadda地区(pri0.30)高,但两个研究区域的物质应变性值都比较低,且原因多样。例如,在两个研究区域内的大多数家庭居住在河流源头半径1公里内,较低应变性的基础设施(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VRI-0.04,VRI-0.05),两层房户型(Nowshera和Charsadda 分别为 VRI-0.19,VRI-0.21)和多结构单位值(Nowshera 和 Charsadda 分别为 VRI-0.37和 VRI-0.27)。同样,对于家庭风险感知和影响,我们使用Pearson相关性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来检验所选变量(社会经济和制度)与风险感知的关联。在所选的两个研究地点,都需要样本家庭使用0(无概率)—10(高概率)量表对不同风险来源(对家庭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的概率进行排序,在Charsadda地区,根据总体的测量结果显示,一个家庭遭受洪灾损失的平均概率(70%)要比滑坡(8.3%)、地震(5%)、干旱(6%)、传染病和流行病(9.3%)以及飓风(0.7%)更高。同样,在Nowshera地区,75%的被调查者曾遭受过洪灾,其次是滑坡(8.3%),地震(4.7%),传染病和流行病(5.7%和0.7)。这两个研究地点的大多数家庭都认为洪灾对他们的生计造成了负面影响,主要包括房屋损坏、农业损失、商业损失和心理创伤。具体地说,在Nowshera和Charsadda,心理创伤是洪水带来的主要影响,之后依次是住房损坏、商业和农业的损失。本研究采用逻辑回归来分析影响家庭风险认知的因素,同时高决定系数(R-square=0.5416)值表明了本研究解释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风险感知的变化。研究发现,户主年龄(p<0.01)与洪水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年纪较大的人因过去之前的受灾经历和由此所获了相关知识,所以能够更加意识到洪水灾害的负面影响和严重性。教育的正向显著系数(p<0.01)表明教育程度高的人比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关注洪水风险。这可能是由于受过教育的家庭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现代的通讯资源,使他们意识到包括洪灾及其危险性在内的各种灾害。月收入系数在此并不显著。然而,其负向系数表明,更多的收入可能导致人们对洪水风险的认识不足。此外,家庭规模的正向显著系数(p<0.01)表明,大家庭的洪灾风险感知程度会受到若干同居家庭成员的影响,比起小型家庭,他们能够分享对洪灾不同的想法和更多的相关信息。一个家庭的住房状况在作出应对洪灾的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住房类型的正相关系数(p<0.01)表明,相比起那些能够随时随地更换住处的租房者来说,居住在自有住房的家庭更关心洪水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可能会担心因此失去他们的房产。研究结果表明,以往的洪灾经历对家庭的风险认知有正向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过去的受灾经验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识来感知不同的风险。研究结果也显示出,与水源地之间的距离(p<0.1)和洪水风险感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却是被动相关的,即,因为住在靠近河流的人更容易受到洪水的影响,所以更关注洪水风险以其相关危害。意外的是,户主对信贷和信息资源的获取增加了他们对洪水风险的认识。在本研究中,信贷资源系数(p<0.1)与风险感知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生活在灾害高发区的人可能更多地依赖着不同来源的信贷,以此加深理解并使其能够处理家庭所遭遇的风险,因此信贷获取可以作为一种事后风险减少策略,相比其他家庭,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更关心风险的原因。同样,家庭对各种信息源的获取系数(p<0.01)与洪灾风险感知也是高度正向显著的,这表明信息给家庭带来了应对自然灾害的意识和知识,也使人们加强了对不同风险和相关保护措施的理解。个人或家庭可以根据可利用的资源、信息和联系,以多种方式应对洪水带来负面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Charsadda和Nowshera地区,大约有62%和81%的家庭至少采取了一种或更多的措施在家庭层面来应对洪水风险。可能由于各种限制,Charsadda地区的采用率很低。总体而言,受访者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减轻洪水对家庭层面带来的不利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家庭所采用最多的缓解策略包括EGF、FS、CHRM和PS、沙袋置放(DSB),以及在二层用一部分空间储存食物(FSP2F)来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缓解方式。而其他被采用得最少的措施包括在房屋前建造堤防(BDH),清扫房屋周围的水渠(CCSH),建造有二楼的房屋(CH2F),地下室的污水泵(SP),下水道系统的阀门(VSS),小型救生船(LSB),以及购买食物储备(BFS)。家庭报告显示,缺乏财政手段(33%)、土地使用规划(31%)和较差的早期洪水预警系统(27%)是研究地点内家庭减轻洪灾的主要障碍。本研究通过概率分析,测定了家庭选择不同防洪策略的决定性因素。目前的研究发现,当地对洪水的应对并非将所有策略全部实施,而是将预防措施和减轻措施按照顺序执行。与应对策略相关的顺序包括EGF、FS、CHRM和PS,但并不一定所有受影响的家庭都按照这个顺讯来应对洪水;相反,这取决于他们的脆弱性程度以及他们应对洪水冲击的能力。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以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来分类的不同家庭在减灾策略上的选择。研究结果显示,在Nowshera地区,中年户主(25-40岁)的灾害应对力最强,最弱的是25岁及以上得年轻人和40岁以上的老年人。这意味着,年轻的家庭可能缺乏进行某些决策所需的经验,而老年人可能又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某些应对工作,也不愿去实施某些应对措施。同样,在Nowshera地区,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家庭中都采取了广泛的减灾措施,而在Charsadda,受过教育的户主倾向于主要采用CHRM、EGF、CH2F和CCSH。然而,在这两个地区,高收入家庭具有高防灾措施采用率,这表明较高的收入增强了家庭的适应能力,以实施某些措施来保护他们的生计免受洪水的威胁。减灾防灾的相关能力建设并非现在才兴起。巴基斯坦有良好的防灾减灾管理政策和发展计划,但由于地方当局的体制、经济和人力薄弱,巴基斯坦的洪水灾害一直是当地机构处理自然灾害的时候面临的主要问题。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界定的五个方面(灾害风险意识和培训、技术支持、资金和基础设施)中的脆弱因素进行评估。从各种文献中可以明显看出,构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经验、能力建设培训、相关资质和数量充分的员工可以满足减灾防灾的需要。经验对于行动者及其作出及时反应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根据他们的专业经验,将预防措施融入到所处的特定环境中。此外,在灾难风险管理领域中相关的能力建设培训是备灾的另一个重要点。除了缺乏管理支持导致培训的失败外,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即在对灾害管理人员进行能力建设培训之前,培训需求的评估非常关键。在本研究中,从事援助工作人员的相关资质是另一重要方面,因为这种相关资质相当于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来提高了应对灾害的技术和能力。防灾准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支持,不同的因素造成了研究地区技术支持不足的现状。例如,协调机制、应急计划和识别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安置点(IDPs)。应对洪水灾害的有效协调机制可以减少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资源和精力。在本研究中,应急规划是技术支持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值得提出的是,应急计划可以指导当地机构追踪实际需求,以及准备好在受灾情况中可能急需的可用资源(人力和物力)。此外,技术支持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确保流离失所者安置点的安全性,而这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因此,必须由独立的行动者和当地机构识别远离洪水易发区的安全地点,并为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提供必需品来维持基本生活。灾难风险管理的资金可用性是地方机构应对自然灾害时的另一项挑战。在关键人物访谈中,受访者表示,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减灾防灾的需求一直是降低救援简直行动速度主要的制约因素。在巴基斯坦,小学的安防措施是否设立取决于相关领导的意愿,而非强制性要求。因此,洪水对教育部门的影响促使相关部门需要提高应对机制以减少其带来的破坏性损失,并提高对学校及其周围发生灾害后的恢复力。在紧急事件准备和规划方面,所有四个环节都存在差距,包括:应急预案(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60%,60%),员工角色和职责((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72%、64%),员工紧急情况期间留在学校的意识(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64%和64%),应急通信计划(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44%,36%)、残疾学生计划(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32%,32%),学校行动连续性(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40%,40%)以及疏散路线识别地图(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32%,32%)。此外,预防措施至少包括了应急包的准备(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20%,16%),学校紧急处理委员会(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20%,20%),应急设备与充足的物质准备(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12%和12%),应急准备指南(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20%,20%)。同样,在安全设施方面,位于两个研究地点的大多数学校都缺少应对多种灾害的指导方案(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20%,16%的),以及多样化的使用说明和临床健康服务(学校内)(Nowshera和Charsadda分别为12%,8%)。在当前的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是,样本学校防灾教育和培训的水平较低,仅提供了一些基础的培训(18%),主要是在教室向学生讲授同样的信息、进行心理急救或危机咨询(9%),少数小学分别对教职人员和学生进行了心理急救或危机咨询培训。4、结语在该地区最常见、最普遍的风险管理方法是建单层高,地基加固,房屋建筑加固材料,以及预防性储蓄。此外,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该研究地点需要通过改善现有机构设置、获得天气预报以及预警系统来克服各种限制因素。实际上,居住在洪水区的家庭是不愿承担风险的,而是倾向于回避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的境况。当地家庭的适应能力和共同减灾策略需要通过为其提供更多的经济手段和多样化的收入来源来得到加强,以保障生计来源免受洪灾的影响。此外,洪水风险管理工具的使用、风险感知和受灾程度都受到了社会经济、人口和体制因素(获得信贷和天气预报信息)的极大影响。在分析防洪减灾措施的选择、风险感知、脆弱性和抵御洪水灾害的能力时,使用概率回归、逻辑回归和系数方法可以更好地理解、推断和获得精准信息,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家庭风险管理决策的理解。这使得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国家和省级)、非政府组织和教育工作者能够预测哪种类型的家庭会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洪水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