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案件犯罪分子外逃和违法所得资产转移一直是中国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关注问题。国际追逃追赃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的法律制度设计是决定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解决违法所得及涉案财物的没收问题。但由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不能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对腐败犯罪分子的威慑力有限。为了进一步强化、完善国际追逃追赃配套法规制度,2018年我国刑诉法正式确立了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实现了对人对物的同步处理。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以相互冲突的诉讼价值的权衡为基础,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也不例外。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是立法者在权衡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后的理性产物,力求实现二者同时兼顾的目标。通过及时对缺席的被告人定罪量刑,避免了诉讼程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提高诉讼效率,及时伸张正义,维护社会秩序。但同时由于被告人缺席法庭审理,可能导致其质证权、最后陈述权等权利无法行使,因此必须设置科学完备的权利保障制度,有效弥补缺席审判程序对缺席被告人的部分诉讼权利有限克减的缺陷,在维护诉讼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的提高。只有这样,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所追求的诉讼效率价值才能更好的实现。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是一种全新的诉讼制度,目前相关法律规定可能还不够理性科学。比如从适用范围上看,案件类型的界定不够明确,适用的案件类型过少;从被告人权利保障上看,文书送达制度难以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强制指定辩护难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从救济权利的设置来看,被告人的异议权的规定过于简洁、欠缺可操作性;赋予被告人的近亲属上诉权可能导致其与被告人的上诉权在权利行使过程中发生冲突,损害被告人的实体利益等。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法律效果的实现,为了构建更为科学完备的刑事缺席审判程序,需在充分考虑我国司法实践的前提下,积极借鉴域外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有针对性地对适用范围、救济途径、权利保障、制度设计等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