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我国案件数量激增、司法资源仍然匮乏的情况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无疑是解决上述难题的有效方法。作为一种以量刑协商为主的全新司法范式——协商性司法,从试点工作到写入立法,至今已七年有余。该制度的诉讼精神和理念打破了传统诉讼中的固有模式,在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积极意义,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如协商失衡、协商不充分、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不完善、被害人参与协商的缺失等问题。其中量刑协商作为该制度运行中的关键环节,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域外主要国家通过协商有效解决刑事案件已早有先例。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协商性司法的发展有天然的运行环境,即控辩双方就案件事实及定罪量刑问题进行平等协商。而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是积极一方,是探究事实真相的主导者,而当事人则作为消极一方,不具有诉讼优势,但协商性司法在该模式下仍产生和发展。当然,不同制度和诉讼模式下孕育出不同的运行模式。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文章通过对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几个国家认罪协商制度的考察,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和本土文化特色,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完善建议。首先,应当提高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同时完善值班律师的诉讼权利,从而提高律师的有效辩护及帮助,使得控辩双方平等协商;其次,应当增强或扩大被追诉人在协商过程中的权利,为辩方提供更多帮助和权利保障途径,通过证据展示、权利及时告知等方式为被追诉人提供协商便利;再次,应当加强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平等协商不能使控方凌驾于被追诉人之上,同时,也不能剥夺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通过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以保障其平等协商的知情权,并将取得被害人谅解纳入从宽幅度的考量因素;最后,应当明晰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法律属性、完善其内容设置,具结书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制度良好运行的关键文书,应细化内容设置,确保其发挥应具备的效能。当然,实践和理论存在断裂是制度成长过程中难免发生的现象,认罪认罚协商性司法在我国司法制度发展过程中仍属于新生事物,需要不断完善才能够让其在中国本土健全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