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生活的问题一直是思想家们不懈思考的核心问题。在人类思想上,什么是好的生活以及怎样实现好生活便成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几乎从古希腊开始的每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持续且深入的思考,也提出了莫衷一是的见解。在古典政治伦理中至始至终都围绕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而展开,同时也为好生活的实现寻找可能的路径。好生活所形成的若干理论,不仅是每个时代先驱者们的智慧成果,同样也是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经验的总结和实践。文章主要立足于好生活的历史实践与理论构建的互动中,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探寻好生活的价值尺度,并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哲学的思辨来思考好生活的实现路径。文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对西方古典政治伦理中好生活思想进行探析,并且试图从马克思政治哲学层面对西方古典政治伦理中好生活思想的进行评析。在西方思想史上,对好生活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早期,人类关注的中心是对外部世界的探知,自从苏格拉底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之后,思想家们就展开了对好生活的秩序思考。苏格拉底提倡每个人只有在不断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才能使城邦在整体过一种知识即美德的、理性的、善的生活。柏拉图将“善”作为最高的知识内化到人的行为当中去,指导人的现实活动。柏拉图不仅关注人和善生活的问题而且还注重寻求如何达到善人和善生活的路径和方式。他将善作为最高的知识,并为城邦提供了一系列管理方案。亚里士多德将善作为万事万物的始因,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人性以及人的功能来论证幸福作为最高的善并且也是人特有的实现活动,幸福生活的实现必须是因自身之故实现最高德性的、沉思的生活,从而实现的是一种趋向善的共同体。古希腊关于好生活的探讨为后人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当西欧社会进入中世纪后,社会生活的秩序表现为神学统治一切。奥古斯丁以人的心灵为标准将世界分为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上帝之城通过对尘世生活中的人予以心灵上引导,建立了一种超越世俗的神圣秩序,并在罪与恩典中开启了世俗生活的航向。阿奎那重新界定了天恩与人性的关系,为世俗生活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空间。在许多思想家看来,中世纪的神学思想是历史倒退的标志。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在西欧文化转型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为当时身处乱世的西欧人们提供了统治基础,恐怕在战争动乱的强烈冲击下,社会秩序更为混乱不堪。随着文艺复兴思想在欧洲世界的广泛传播,人类理性的觉醒推翻了中世纪的神学秩序,使得人类社会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人类开始思考尘世生活秩序如何建立的问题。近代思想家们以自然法为起点,运用社会契约论阐述了人类社会的秩序形成的条件和影响因素。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以人性作为逻辑起点构建社会秩序,人人平等的思想被广泛接受,虽然他们在具体的方案上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注重在尘世社会和政治实践意义上的实践探索。他们关注人性问题、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等问题成为了后人考察社会秩序的重要参考,推动了美好生活思想朝着更加人性化、个体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产阶级兴起,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扩张,个人利益至上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资本家对工人无止尽的剥削,激化了社会的矛盾。功利主义的出现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冲突,功利主义认为资本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最大多数的利益,国家只有通过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能创造公共幸福。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古典政治伦理中的美好生活进行了探析,也为更好理解美好生活提供可能的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