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译界的文化转向使得许多学者将女性主义思潮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形成新的课题。西方女性翻译研究意识到性别差异对于译文的影响,认为译者的性别身份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在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译者与原文思想进行交流、重写、操纵,将语言作为介入文化的手段,试图从概念、句法或专有名词方面改变原有的权威话语。杨苡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呼啸山庄》,那时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给予妇女许多平等权利的妇女解放运动。本文试图通过比较杨苡与方平的译本,说明在类似的社会背景之下,杨苡的译本不具有颠覆性,其译本并未体现出女性的译者身份,译者实质上戴着男性身份的面具进行翻译,这与当时并未成熟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极大的关联。 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在处理译本时充分地显露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并以彰显女性的译者身份为颠覆男性秩序的手段。性别身份的理论说明,性别身份不是由个人的生理性别决定,而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培养出来。社会环境孕育出了个人对于性别身份的理解,而文本本身将记载女性译者的个人经历以及对社会的看法,所以必须将杨苡译本中的译者身份问题与社会背景联系起来。 在与方平译本的比较中发现,杨苡并未像西方女性译者那样,以语言为武器激进地反对现有的父权等级制度。通过翻译实践进行颠覆的思想在中国并不盛行。中国女性译者与男性译者一样,接受传统文学翻译的忠实原则。并且,经比较证实,杨苡的译本比方平的译本更加忠实于原文。本文举例说明了杨苡没有使其译文完全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译文中使用了大量的长句与定语成份。杨苡对忠实原则的强调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倡导的叛逆性相悖,这说明杨苡的译文不能被称为女性主义翻译。 女性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其译本本应该带有一定的女性语言特征,读者可借此判断出译者的性别身份。但是,杨苡在译本中没有以女性的身份去理解原文,其译本语言也不具有相应的女性特征,译者反而试图抹煞那些客观上反映出女性特征的语言特征。社会语言学认为吧、哈、呢、吗等句末语气词是显示女性语言特征的标志,而杨苡在译本中极少使用。与方平的译本相比,杨苡在大多数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