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外交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本文将其概括为三个特征，即一个“旧主题”和两个“新趋势”。一个“旧主题”是“脱亚和入亚”，两个“新趋势”是推行“文化外交”和“海洋国家外交”。这些新特征出现的原因可以从内政外交的各个角度来说明，本文选取的是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予以解释。其中，“文明的海洋史观”是比较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之一，这种带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思潮适应了冷战后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的要求，能够更好的解释日本外交的新动向。日本学者川胜平太于1997年出版了《文明的海洋史观》一书，系统的展开了其“海洋文明论”的思想。与福泽谕吉的经典“脱亚论”相比，“海洋史观”被称为新版“脱亚论”，其亚洲论述为理解“脱亚和入亚”提供了参考，而“文化”和“海洋国家”更是“海洋史观”的核心概念。通过对“海洋史观”的解析，我们能够理解冷战后日本外交出现这三个新变化的深刻根源。当然，“海洋史观”涉及的问题并非仅仅如此，它还涉及到“近代认识”以及对“近代化”的评价，对“锁国体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它在本质上作为一种“日本文化论”所发挥的意识形态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理论课题，同样也会进入本文的考察视野。因此，“海洋史观”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在序章部分阐述了冷战后日本外交的三个特征，然后介绍了关于“海洋史观”的一般情况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和行文思路。下面的四章内容分别从空间，时间，日本文化论，以及政策建议的角度来解析“海洋史观”。　　 第一章主要是从亚洲认识这个空间角度来分析“海洋史观”。川胜平太认为在“长期的16世纪”中，亚洲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将亚洲分解成“伊斯兰亚洲”，“中华亚洲”和“东南亚多岛海亚洲”，前两者是“陆地亚洲”，后者是“海洋亚洲”。并且认为西欧和日本在近世时期开始“脱亚”，而“脱亚”的完成就是“近代”的开始。在这部分，将结合历史上日本人亚洲认识的变迁，论证川胜在克服“西方中心论”，重新审视亚洲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对其过分夸大日本的地位和作用的“平行发展”假说予以批判。　　 第二章主要是从“近代的超克”这个时间的角度来分析“海洋史观”。川胜在看待西方的“近世”和“近代”时，着眼于其“连续性”，而对于日本的“近世”和“近代”，则着眼于其“断裂性”。川胜认为近代的最大特征是“富国强兵”，在近代的弊端逐渐臻其限度的当今，“富国有德”的江户时代的“锁国体系”则为“近代的超克”提供了某种契机。该部分将结合历史上日本人“近代的超克”思想的演变，论证川胜的“富国有德”的“江户时代”并不是历史的现实，也不能为“近代的超克”提供思想资源。　　 第三章是从“日本文化论”的角度来解析海洋史观。如果说前两部分是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对“海洋史观”进行“内部解剖”的话，那么这部分就是对“海洋史观”的“外部观照”。即将海洋史观作为一个整体，放在日本文化论的脉络中，探讨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所发挥的影响，以及它在战后思想史中的地位，揭示其所发挥的意识形态的作用。　　 第四章是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来解析海洋史观。　　 作为学者，川胜本人也积极参与政治，发挥影响力。他不仅对日本国内的国土规划，而且对日本的海洋战略都建言良多。他发展了梅棹忠夫所提出的“西太平洋同经度联合”的“海洋联邦论”思想。该部分从亚太区域合作的角度，对川胜的政策建议予以批判，认为其排斥“大陆国家”(主要是中国)的“海洋联邦”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不会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的。综上所述，海洋史观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方面取得的成果值得评价，但是又陷入了日本中心主义，它对日本历史和文明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它所建议的海洋国家的外交战略也带有明显的排他性质，最终并不会促进日本的国际利益。由于海洋史观提出的时间比较新近，系统性的研究还没有出现，在国内学界更是如此，本文算是一片抛砖引玉之作，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