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类纪录片的创作中，如何再现历史是编导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部分。它不仅可以弥补历史存留影像资料的不足，让叙事更加完整、流畅，还可以让观众更容易走进历史类纪录片所展现的情境与事件当中，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去理解已尘封的历史，重拾已逝去的情感。“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对历史的见解”，这是在“新历史主义”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提出的新的史学观，也就是今天被人们熟知的“影视史学”。1988年，海登怀特第一次把“影视史学”的概念带给西方纪录片工作者。两年后，台湾学者周梁楷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广智又将“影视史学”的概念带给海峡两岸的史学者，由此，这一概念逐渐渗透到大陆纪录片创作中。就在《故宫》、《圆明园》、《敦煌》、《公元1644》等一系列历史类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的时候，有着白描效果与虚拟化情境的“真实再现”情景越来越多的得到观众的认可，但这种“虚构”手法的运用也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质疑，尤其是在“真实再现”于历史类纪录片中良莠不齐的呈现。“真实再现”究竟诞生于怎样的文化思潮中？它是否与纪录片的灵魂所在--真实性相违背？“真实再现”要怎样运用才能更好的完成历史类纪录片的时代使命？论文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新历史主义”影响下的历史类纪录片的叙事新策略。从“新历史主义”给传统叙事方式带来的重大变革，到“影视史学”在中国历史类纪录片创作中的探索与发现，“新历史主义”最终影响了地方电视台历史类纪录片的实践。论文的第二章介绍的是历史类纪录片的基本特性，在职责所在、魅力所在的基础上，再次探讨了纪录片“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纪录片将历史题材纳入创作视野后，历史类纪录片的创作数量、创作质量、播出效果，都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探讨。各地方电视台也开始尝试，旨在发掘城市历史文脉与人文力量的“城市影像志”。长春电视台于2009年推出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发现长春》，至今已播出100余期。《发现长春》从长春市的编年纪事、历代方志、自然地理、文化养成等方面入手，全面呈现长春的历史、文化、地理风貌，细致入微的讲述每一个人文掌故、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不仅成为传承“城市文脉”的重要介质、增加市民“城市认同感”的切实手段，也成了珍贵的“城市影像志”，成为长春人了解城市历史鲜活生动的教材。论文的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以《发现长春》为例，研究历史类纪录片中再现手法。无论是以史料为基础，以亲历者为主体，还是以扮演为策略，影像素材与讲述故事的手法最终都是为了“真实再现”历史而服务。论文的第四章，更像是一种展望，探讨的是历史类纪录片再现历史手法的发展趋向。在《发现长春》及国内外制作的历史类纪录片中，我们发现，再现历史的方式越来越频繁越直接的被运用于叙事当中，观众也越来越接受了这样的表达方式，这也使得先前坚守“历史真实”，认为一切历史皆不可“再现”的纪录片工作者，逐渐走向了观念上的认同。但是，就“真实再现”方式的叙事本身来讲，有太多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和价值，需要深度探讨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