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学衡派”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背负着“复古主义”之名，处于主流话语边缘。199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从文化保守主义、新人文主义的角度来重新定位“学衡派”，重估其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衡派”因此被赋予了“复古派”之外的各种新身份。同时，对“学衡派”这一概念的界定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引起对“学衡派”评价的严重分歧。众说纷纭之下，“学衡派”的身份因此显得复杂而暧昧，让人难以把握。 本文根据“学衡派”这一概念的出现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使用，对作为一个流派的“学衡派”做出自己的界定，并澄清了一些知名人物与“学衡派”的关系，以求尽量客观地接近真实的“学衡派”。 本文认为，有着留美背景的“学衡派”，是以他们的美国导师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为标准来了解西方文化和重估中国文化，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以西方知识分子的理想身份“人文主义者”和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身份“圣人”为旨归，在白璧德的学说中，这两种身份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身份建构带有鲜明的理想色彩和跨文化特征，从“学衡派”在现代文化中的实际命运来看，他们的身份建构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显然存在错位，因此，本文以身份想象来命名“学衡派”的身份建构。“学衡派”认为，发展中国新文化，实现中国自强自立，必须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精华，遵循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西大哲圣贤的“圣道”，即“圣人之道”。对于“学衡派”而言，“圣人之道”实际上即是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者之道”。他们是按照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来规划中国新文化的发展。 本文从分析“学衡派”的“人文主义者”与“圣人”身份想象的形成入手，通过梳理“学衡派”与他们身份想象的载体——《学衡》的关系，考察“学衡派”在其特定身份想象指引下所展开的文化实践，以及在这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身份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化语境的错位，力图尽量客观地呈现“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独特境遇。本文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留美体验与“学衡派”身份想象的发生第二，“学衡派”的身份想象：从个体到流派集第三，《学衡》与“学衡派”身份想象的现实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