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考察较少，结论也大多源于戈公振之论断，且缺乏详细的分析和论证。本文以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为视角，并以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为时间节点，将早期报人的报刊活动分为两个历史阶段。梳理这两个历史阶段近代新闻业的发展历程得知中国早期新闻从业者社会地位低下是无可争辩的。这是大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但是这些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又不能一概而论，19世纪第一批早期报人除了地域不同所造成的较大差异外，身份的多重性也为其社会地位的获得提供了多种途径。而第一次办报高潮期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报刊实践与权力的短暂结合，使得报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声望。在这个过程中报人群体的联动性与报纸所体现出的凝聚力使得报刊成为整个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舆论工具。这些都是以往的研究中未展开论述的部分。早期报人的社会地位正是随着中国近代报业兴起过程中日益复杂的历史环境而起伏变化。最后本文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分析早期报人占有的社会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对其较低的社会地位做了社会学上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