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开始，资本充足率监管已经逐渐成为银行审慎监管的核心和国际标准。虽然对资本监管如何影响银行微观行为仍然存在争议，但随着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监管风险敏感度的逐渐提高，其可能引发的宏观效应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们意识到微观审慎性的总和并不足以保证宏观的稳定性，资本协议等外部规则和金融机构内部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顺周期性对经济波动造成了极大影响。与此同时，危机的迅速蔓延证明货币政策变化会改变金融部门的风险感知和风险容忍，引起市场风险溢价的变动，进而影响了各个经济部门的风险偏好。将微观层面的监管机制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已经成为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方向。　　从商业银行自身的微观行为来看，其资本和风险调整行为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监管设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实际上增加了银行的资本成本，可能改变银行成本收益决策，并影响其风险资产组合的配置行为。而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伴随着金融创新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银行内部微观行为与外部宏观环境的联系越发紧密。一方面，宏观经济波动与资本充足率约束作为外部冲击，可能影响银行资本调整和风险承担行为，强化其周期性特征。另一方面，在资本充足率约束下，银行微观行为的改变会体现在其信贷决策的变化上，可能影响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形成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和风险承担渠道，反过来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对上述问题的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能从理论上加深对银行自身资本、风险、信贷等微观行为与经济运行、货币政策等宏观环境联系的认识，也能为完善资本监管制度，促进我国银行业监管效率提升提供政策支持。　　围绕这一思路，本文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了在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下，外部宏观经济与银行微观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首先从资本缓冲理论出发，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当资本受到负面冲击时，银行如何调整资产配置应对资本监管压力。随后，本文将经济周期、市场结构等外部冲击，引入Shrieves和Dahl（1992）的微观研究框架，考察了2004-2010年我国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资本和风险行为及其周期性特征的影响。最后，本文还考察1998-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调整和风险承担行为对其贷款决策的影响，进而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创新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资本缓冲理论出发，综合考虑银行贷款市场条件和管理成本，将资本监管惩罚函数植入银行成本收益函数，建立数理模型考察资本受到负面冲击时，银行如何调整资产配置应对资本监管压力。模型研究表明，在资本监管约束下，银行为了应对因受资本负面冲击引发的资本监管压力，会减少总体贷款规模。是否对不同风险水平的贷款区分风险权重，以及不同的市场环境，影响了银行对不同风险贷款资产规模的调整。　　其次，将经济周期、市场结构等外部冲击，引入Shrieves和Dahl（1992）的微观研究框架，考察了在资本监管硬约束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调整和风险控制行为互动关系和周期性特征，为系统分析银行微观行为与外部宏观冲击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资本监管从“软约束”向“硬约束”的转变，有效地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发挥了资本门限效应（capital threshold effect），但并未抑制商业银行投资高风险、高收益资产的倾向，资本框架效应（capital framework effect）还未体现。　　最后，在借鉴Altunbas等(2010)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调整和风险承担行为对其贷款决策的影响，进而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调整资产配置过程中，商业银行风险资产的上升并没有对信贷发放产生约束作用，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承担行为可能放大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形成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出台后，严格的资本监管强化了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商业银行自身的资本水平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形成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