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与美日的迅速接近和苏联在中国周边的势力范围扩张,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在经历了十年蜜月、十年论战和十年对抗后几乎“走进死胡同”,双方对彼此的猜忌和提防在这一时期达到历史巅峰。1982年,在与美国争霸中渐感力不从心的勃列日涅夫率先释放了愿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信号,审时度势的邓小平立即接过对方递来的橄榄枝,发起中苏关系正常化政府特使谈判,并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保障国内经济建设出发,向苏方提出了真正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消除“三大障碍”,即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数量和撤出驻扎蒙古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促成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然而,由于苏方长期对“三大障碍”所持不承认、不讨论的态度,中苏关系正常化迟迟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鉴于美苏冷战攻守对换和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形成稳定平衡的事实,以外交“新思维”为指导,施行全面战略收缩,从中苏谈判原立场作出大幅退让,继而使“三大障碍”问题的解决取得重大突破。在“三大障碍”已全部或部分消除的情况下,198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苏高级会晤正式宣告了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从此中苏两国迈入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新型关系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