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与新动力。而融入数字元素后的新经济、新模式和新业态在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催生了诸多复杂新颖的交易结构和利益链条,导致企业利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倾向逐渐增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税收制度尚未涉及的空白和边缘地带不断增加,税法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税收产生了新的挑战,如市场交易主体涉税信息难以捕捉、用户参与价值创造和利润跨区域转移导致税收与税源进一步背离、数据资产是否征税、以及由于所得定性困难和传统经济联结的不适用性所造成的国际税收权益分配不公等问题。对于数字经济所引发的诸如以上税收治理难题,如若没有相对合理的解决策略,可能会导致企业钻税法的空子以规避纳税义务。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都有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税收负担最小化的商业动机,对于企业而言,避税最直接的收益是现金流的增加,企业可以利用这部分资金开展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增加股东权益以及实施投资策略。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企业内部两个方面,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社保征管力度、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以及企业自身的经营理念与经营状况等。而将数字经济作为研究视角探析企业避税行为的文献相对较少,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选取了2011年—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验证研究假设并提出相关建议。实证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对企业避税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关联交易在两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税收征管强度对企业避税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非国有企业以及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避税动机较强。根据实证研究结论结合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税收产生的挑战提出了下列建议:第一,优化企业所得税制,减缓税收与税源背离趋势。依据数字经济的本质和特征对所得合理定性,将数据交易纳入所得税范畴;按照生产经营和价值创造的特点完善区域间税收分配规则。第二,及时更新可比信息数据库,提高独立交易原则适用性,完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机制以防止税源流失。第三,引入“虚拟常设机构”与“显著经济存在”来调整企业所得税中的常设机构认定准则,对于企业提供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利润,可以按用户价值的贡献度分配征税权。第四,税务部门要引入先进的税收治理手段,加快构建市场主体涉税信息管控平台,降低企业与税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持续推进“以数治税”局面的形成和发展,防止税源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