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时期东亚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很多理论。相比之下,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历史的研究理路比较单一。本文试图将历史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主题引入到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的研究中去。哈萨克汗国和清朝之间存在的朝贡关系。然而,哈萨克汗国向清朝朝贡的目的有扩大游牧地、出兵中亚、汗位继承等,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而不仅仅只是为了贸易。甚至可以说,贸易是哈萨克使人进京城觐见清朝皇帝之举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对清朝而言,进贡物品和赏赐所构成的经济行为,并没有太大的经济收益。本文所言的“贸易”,乃是指边境互市贸易。清朝收复新疆后,倾力打造新疆的交通体系,保证物资流动的畅通。这个交通体系将新疆各城相连,各城的互动性增加。主要的经济中心都经由官道相衔接。清朝和哈萨克汗国在新疆的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鲁木齐等地开展贸易。当这几个地区被开辟为贸易地点时,当地的交通还不完善,交通体系对这种贸易格局形成并不起源层面的影响,但是对于贸易行为以及贸易格局的维持贡献很大。这几个地点成为贸易所在地的原因各不相同。他们的地理位置都在天山以北,这就形成了清朝—哈萨克汗国整体的贸易格局。其他中亚民族集中在伊犁及南疆开展贸易,形成了另一种格局。两个格局南北呼应。伊犁成为清朝与中亚民族贸易的中心。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格局的形成,与清朝官方应对哈萨克开辟南疆市场之举,以及清朝内部关于中亚民族在新疆开展贸易格局的大讨论相关。清朝构建了边疆贸易格局,同时也建立了与之相的商品运输和流通机制。清朝与哈萨克开展贸易的大宗商品是丝绸、布匹、茶叶。然而贸易中的其它商品较少,尤其是北方比较繁盛的皮毛。丝绸来源地依靠依靠内地的供给,供给地区基本上要向中央进贡丝绸之地。布匹则不同,内地的供给仅是解燃眉之急。清朝从贸易中获得的商品多是马牛羊等牲畜,马匹除了供给新疆本地使用外,还调拨到内地使用,只是更多是限于甘肃地区。清朝—哈萨克汗国边境贸易仍然是传统的草原—农耕互补性质。清朝利用自身的优势构建了贸易格局,然而优势最后变成了劣势。当哈萨克商队不能开辟新的市场,又无法改变低价格交易时,就采取减少交易额和用低等牲畜进行对冲。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对新疆的社会经济具有重大的影响。清朝将从贸易中获得的牲畜,或用于屯田解决耕畜缺乏的问题,或投如牧厂促进新疆畜牧业的发展。这些都将有利于清朝更好的控制机新疆。清朝从开始之初,就可能从政治角度看待与哈萨克的贸易。即使如此,贸易还是带来了一些收益。从财政角度看,清朝官方试图将哈萨克固着在这种格局中,从而保证能够源源不断的获得低廉的哈萨克商品,可以节省财政支出。更为重要的是,清朝官方对哈萨克提供马匹等战略商品产生了相对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