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历史以及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1949至1966年间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出版。主要研究的是文学作品的选择以及翻译的策略。从政治角度而言，1949至1966年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本文的目的是深入探讨该阶段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出版的历史背景，并展现该阶段的翻译出版状况。本文中将要探讨的问题包括：解放后的新中国有没有出现一个所谓的“翻译高潮期”?该阶段占有主导地位的翻译策略是直译还是意译?其依据又是什么?为了充分地回答以上这些问题；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安德烈·勒夫维尔(AndréLefevère)关于赞助人、意识形态以及诗学的理论。 经过深入研究，本文发现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确实出现了一个“翻译高潮”，或者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但是同以往的翻译高潮相比较，这个阶段又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它只是一个“片面”的翻译高潮。起“片面性”主要表现在翻译的选材主要为俄苏文学作品以及其它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阶级斗争的要求相符合的文学作品。本文还发现受到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个阶段的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主要是“异化”翻译或者说直译。这一点同孙致礼先生在其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相差颇多。 本文除了进行历史以及文化的研究外，还进行了语言层面的研究以分析翻译策略并且避免语言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分离。此外，本文还侧重提到了孙致礼先生的《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到异化》一文，以同孙致礼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