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这项条文虽然把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的时间提前到侦查(公安)阶段,而且将非法证据的审查主体扩大至公安机关,可是法条中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认定非法证据,导致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当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许多非法证据来源于公安(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意义和目的是在审查起诉和审判活动中节约诉讼资源,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防止公安机关滥用侦查权非法侵犯公民正当权利。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口供占据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受特定时代的限制,特别是法治环境、科学技术、侦查体制、侦查权分配和侦查能力等因素的限制,运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方式,口供证据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至关重要。除作为重要证据以外,使用口供证据做为线索,进一步收集物证、书证等其他证据,这样很难从根本上排除非法证据,甚至不能遏制非法证据的产生。在新时代法治环境下,从审判中心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同时结合公安机关侦查体制特点和公安民警工作现状,提出侦查(公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设想。图0幅;表0个;参4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