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国家间的竞争已经演变为对创新人才的竞争。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人才强国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这都迫切需要培养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产学合作是培养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最重要途径。同时，通过产学合作，高校积极面向产业、开放办学，按照产业企业要求设置专业，确定培养目标和规格，培养企业产业所急需的实用人才，有助于破解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人才短缺的结构困境。并且，实践性是教育的内在本性和要求，情境在学生学习中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知识惰性化等问题，培养学生健全人格，教育必须回归实践，积极推行产学合作，尽力为学生提供主动实践机会。但是，目前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因此，本研究把企业参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作为研究主题，主要研究为什么目前我国企业缺乏参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动力。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环境、微观利益和社会责任三个角度探讨企业参与的动力问题。宏观或整体视角主要探讨宏观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对企业参与动力的影响，并可以大致分为积极影响说与消极影响说。消极影响说与积极影响说表面上是针锋相对的，但背后的逻辑是共同的，即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与制度已难于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由于没有关注或研究中层制度与政策方面的影响机制，这种宏大视角解释力有限。但这种视角启示我们，外部环境变化导致企业的决策机制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与收益日益成为企业决策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微观利益说逐渐成为分析企业动力问题的第二个和最重要的视角。微观利益视角主要探讨个体行动者的微观决策机制，认为解决企业、学校、学生等动力问题的关键在成本分担与利益分配问题。微观利益视角抓住了动力问题的核心或者说产学合作问题的主要矛盾，但可惜的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企业利益考量的具体影响机制。同时，微观利益视角把企业、学校等简单化为单纯的经济人或利益最大化者，与现实并不相符。新近出现的社会责任视角认为，企业、学校、学生等不全是或不单单是利益最大化者，还是社会人，其决策可能受价值规范、文化、认知等影响，其参与的动力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价值适当。为避免宏观VS微观、经济利益VS价值适当这两种极端，本研究试图走中层研究路线，并且持综合性人性假设，通过中层制度把宏观环境与企业微观决策统一起来，并把经济利益与价值适当同时纳入分析框架。首先，综合利用政治与政策科学、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社会学等提供的制度理论洞见构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此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企业参与的动力机制，识别出影响我国企业参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关键变量，并在此基础上编制调查问卷。第二，利用制度理论提供的理论启发，本研究把政策分解为政策理念与行动框架、政策工具和实施机制三个维度，然后分析建国以来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与实践的历史演变。第三，选取美国STW机会法案、加拿大安大略省合作教育税收抵免政策和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法作为案例，从政策理念与行动框架、政策工具、实施机制三个维度具体、深入分析这三个国家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政策与实践。第四，选取企业、高校、学生等样本进行问卷调查与半结构性访谈，以探明影响我国企业参与的主要因素，识别企业参与的行为模式，对企业进行类型化划分，对我国现行政策与制度进行分析评价。最后，在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历史与国际比较研究基础上，分析新型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与制度的未来走向及其所需的公共政策环境，探讨如何重构我国现行政策与制度，以提高我国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首先，我国现行政策缺乏结构界定完好的基本行动框架、缺乏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政策工具、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其次，经济利益是触发企业参与的外部动力，是推动企业参与的保健性因素。价值认同与认知是企业可持续参与的内在保证，是企业主动参与的激励性因素。因此，战略性慈善行为是我国企业参与的基本动力机制。第三，在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实践中，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如搭便车、敷衍、剥削学生劳动力、偏好短期与临时性合作等。第四，政策安排与行动者偏好、人才资源特性交互作用导致我国企业机会主义行事。现行政策与制度导致我国企业可以开放提取与自愿提供人才资源，消费上的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导致人才资源的提供与占用存在“囚徒博弈”，而我国大部分企业都偏好最大化外部利益，因此，三大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导致我国企业深陷囚徒困境而难于自拔。最后，为破解目前实践中企业集体行动的困境，现行政策急需变革。但宏观制度环境、自增强机制和政策属性等使我国现行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深陷变革困境。为此，国家必须积极介入，根据政府主导的共同管理原则重构我国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与制度。具体来说，一是尽快制定产学合作培养人才专门政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二是界定产学合作基本行动框架，保证其教育性。三是引入成本分担机制，发挥财税政策对企业的激励作用。四是优化实施机制，保证政策的可执行性和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参与。五是制定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法律法规，通过企业认证、舆论宣传等提高其社会责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