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巨匠茅盾，其小说以深广的社会生活的描写,清晰的时代风云的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概括和细腻入微的人物形象的刻画等特点而引人入胜。其中，最生动的，也最成功的，应该是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而这里，最值得注意的要属茅盾对“复杂性格”的理解和处理，即使到今天，对当代文坛也仍然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茅盾是很注意作品中典型形象的塑造的，而如何才能更好地塑造出典型形象，茅盾取法于雕琢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格。茅盾充分认识到“复杂性格”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并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地去实践，从《蚀》、《虹》等到《子夜》，可以看出茅盾这一创作手法的从认知到探索到成熟的历程。本文的第一部分，“理论认知与实践探索”，写的是茅盾对塑造复杂性格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和实践探索的过程。首先阐释的是茅盾受西方莎士比亚、左拉、托尔斯泰等<WP=47>小说大师的影响，茅盾认识到小说创作不仅要注重情节，更应该注意性格的刻画。他认识到文学史上那些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是多元多质多义的复合体。他认为，人物性格的“鲜明”固然重要，更要展示出性格的三维态势使性格“复杂”化，才能称其为典型。所以，他从性格的“正负” 两极甚至更多的侧面去写，使性格真实、丰富而深刻。《幻灭》、《动摇》、《追求》这三篇中的“时代女性”是茅盾着力刻画复杂性格的实验品。但，也许茅盾这时太急于把自己那种虽不无真诚但却缺乏梳理和沉淀的思想感情倾泻出来，因此对“时代女性”的性格走向缺乏明晰的美学规范，使她们的性格仅呈现出一个轮廓并处于生活真实意义上的自然组合状态（当然也就是具备生活本身特有的逼真性和散慢性），而没有将她们的性格开掘到极深的地步，人物一出场，其性格基调就已成定势。“时代女性”的性格特征就其典型化的程度而言，仍属于美学意义上的单纯，具有类型化和定型化的特点。在创作《虹》的时候，茅盾就注意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梅<WP=48>行素的性格就不是一个定质和常量，而是充满着发展和变化。茅盾对青年女性心理解剖的精细，在梅行素身上达到了绝顶。茅盾把梅女士的复杂性格和她接受的复杂思想，密切联系起来，把主人公置于各种矛盾之中，使其变得血肉丰满，性格复杂而真切。《虹》的价值，不仅在于作品中一扫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苦闷悲观思想，更在于梅女士性格本身相反相成的流动因果链所昭示出的茅盾典型创造实践中的新的发展趋向。茅盾认为这是他第一次写人物性格有了发展。当然，借用茅盾的话来说，梅的形象还“不免是略具须眉的素描，而不是巍然耸立威仪堂堂的巨像”。梅的“复杂”还是一个线性单向循环往复的“心理复杂”，而且这种“心理复杂”有时和她的行为并非呈同步状态；她性格转变的内在依据还不够充分。但，这种探索和实践对茅盾日后小说创作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子夜》的出现，标志着茅盾对复杂性格认识的深化和塑造人物复杂性格的日趋成熟。这体现在，茅盾所理解的文学作品的史诗性，决不仅仅是指挥弘遒劲的气势和反应“全部社会<WP=49>现象”的史诗风韵，更主要是作品中主要人物形象的性格力度以及这种力度在何种程序上以怎样的方式触及了现实生活的底蕴。不仅写出人物的正反两极，茅盾还对主人公真正进行了三维甚至是多维的关照，因而构建了吴荪甫多层次的性格系统。 文章的第二部分“‘理念’与‘情趣’的完美结合”，写的是茅盾在总结自己先前创作的经验教训后，对小说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思索，并觉悟到小说创作过程中，作家必须有理性的思维。他认为，作家的主观因素固然重要，但不能将其过多地投射到作品中人物身上，应竭尽全力让自己笔下的人物自己去思索，去行动。他的哲学观、伦理观道德观正是靠人物性格的凸显体现出来的。正因为作家的理性思考都须紧紧地伴随着表象运动，因而它具有表象本身所具有的多义性和非确定性，而这种多义性和非确定性又直接取决于性格本身的复杂程度。但复杂并不意味着分裂，性格的多层次多侧面是和性格质的规定性相联系的。没有性格的一贯性，复杂<WP=50>性格的排列和组合就会失去方寸，成了一盘散沙。为此，茅盾特别重视理性思考在复杂性格创造过程中的制约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了创作采取体验人生的独特构思方式，使茅盾创作的原始冲动不得不从“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开始”。作品的诱人魅力的获得需要扎实的生活基础，更需要理性的制约，特别是像茅盾这样的近距离地寻求文学和生活的同步发展时，就更不能缺少这种理性的提炼和导航。茅盾小说中特有的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示现实的“内在”当代意识（所谓“内在”，是区别于时间意义上的对某种观念亦步亦趋的“外在”当代意识），正是在理性的参与下才得以完成的。李克形象的失败就是很好的证明。虽然茅盾对李克们的生活是熟悉的，但思想上的迷惘极大地遏抑了作家的艺术创作力，因而李克的形象过于干瘪。茅盾认识到，明敏的政治热情并没有代替深邃的人性思索；丰富的人性描写亦不能抹煞人物的阶级属性。他愈是服从自己的观念，他的感知觉就愈异常活跃。这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