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中国典籍外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作为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山海经》内容庞杂,涉及地理、神话、历史、动物、植物等,其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自19世纪30年代起,《山海经》便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但该典籍晦涩难懂,此后一个多世纪里只有零星片段被译成法文和英文。1999年问世的安妮·比勒尔译本是首个由西方学者完成的英文全译本,2010年出版的王宏译本则是立足于《大中华文库》图书工程的汉英对照全译本。学界既有关于《山海经》英译的研究涉及到功能对等、关联理论、操控理论等视角,但鲜有论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译本的读者意识进行比较研究。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学批评理论。不同于传统文学研究,接受美学主张将读者去边缘化,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接受美学的读者中心论对翻译实践和研究都带来了一定启示,读者对译作的阅读和接受是一种创造性审美行为。因此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读者意识的关照对于实现译作的终极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期待视野”和“召唤结构”,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梳理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对安妮·比勒尔和王宏所翻译的《山海经》英文全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两译本的读者意识及其为关照读者意识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从期待视野层面来看,王宏译本倾向于用音译法处理专有名词,多用复合句以适应西方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副文本元素比较单一;比勒尔译本则将意译法贯彻到所有名称的翻译之中,多以短句再现原文句式特点,充分利用副文本元素帮助读者深入了解相关背景知识。从召唤结构层面来看,两译者均对多义词和省略句引起的语言不定性进行了明确化重构。为方便读者理解相关观念、神话、祭祀和地理等文化,王宏译本主要运用解释性翻译将文本中的召唤结构具体化,但名称的音译也造成了大量文化空白;比勒尔译本一方面通过意译名称维持召唤结构,另一方面又运用增译和注释填补空白。《山海经》两英译本的读者意识对比研究表明,两译本的读者定位有所不同,比勒尔译本以研究型读者为主,在拓展读者视野、重构语言不定性与文化空白方面更加利好读者;王宏译本以大众读者为主,尽可能运用朴实的语句表达来契合读者视野。译者对读者意识的正确把握有利于促进译本的理解和接受,对中国典籍外译实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比勒尔与王宏对读者意识的关照固然为《山海经》的成功译介做出了贡献,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两位译者分别坚持意译或音译,均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意义和审美缺失,且存在误译或漏译的情况,王宏译本对副文本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读者意识不充分的表现。因此,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既要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也要重构原文的召唤结构,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和副文本,照顾读者的同时也要尽可能确保作品的意义准确和美学价值,以期最大程度上创造高接受度的成功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