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286条之一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与《刑法》第287条之二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直接刑法依据,也是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专门立法。从表面上看,两个罪名在不作为犯罪中存在许多关联,但是,按照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划分,这两个罪的构成要求是不一样的,这是本文研究的起点。本文两个罪名的规定较为原则,所以这两个罪名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被架空的问题。理论原因方面,两个罪名相关概念的内涵还未形成共识,尤其体现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一特殊身份犯的内涵和外延、保护法益的内涵、不作为的认定以及推定明知的判断标准等方面。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设定了纯正不作为犯,在适用时采用法定归责路径。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承担两项法定作为义务,分别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和附属于监管部门的配合义务。一方面,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主要包括信息监管义务、立即处置义务和及时报告义务。另一方面,附属于监管部门的配合义务包括信息提供义务和立即处置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这一行政前置程序具有保障性,是对其履行作为义务的提示,降低了在不知情的情形下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履行上述义务,情节严重符合本法规定的,成立本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设定了不纯正不作为犯,在适用时采用超法规的归责路径。首先,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义务的来源。通说认为,在判断时应当秉持先实质层面再形式层面的判断逻辑。考虑到网络犯罪的特殊性,文本采用我国传统的形式四分说,先后判断法律规定、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法律行为以及先前行为中是否产生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作为义务。其次,对作为可能性进行判断与审查。理论上网络监管的作为可能性以我国日渐丰盈的网络法律规范为标准,在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下对应着不同类型的作为义务和作为标准。了解实践中,国内外相关法律在信息监管主动性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反应速度上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要求,以及相应作为可能性的判断标准。最后,网络环境下作为与不作为的等置性判断以直接导致结果发生的事实原因力和不作为与结果之间因果联系的多样性为标准,将常见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类型归为侵害在先型不纯正不作为犯和他因在先型不纯正不作为犯两类。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在有作为可能性的情况下没有履行作为义务,成立本罪。第四章横向比较刑法第286条之一与第287条之二的关系,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不作为犯罪中,两者表现出的相似性导致众多学者对二者的区分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立场。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梳理,并最终利用教义学的解释方法,将两个罪名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分别进行比较,得出两个罪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犯罪中可能存在想象竞合的情况,在法定刑相同的情况下以非构成要件情节对量刑影响轻重作为判断从重处罚的标准,解决了想象竞合从一重的困境。最后,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责任的成立通常需要以他人在网络平台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为前提,并在一定条件下成立该犯罪的共犯,涉及到同一行为不同罪名之间的想象竞合问题。本文结合法律规范的行为类型对可能形成想象竞合的犯罪进行梳理。对实践中出现的想象竞合归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解决司法适用难、案件数量少等的问题。期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未来信息化社会构建过程中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