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其早期思想的核心部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他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第一次探索。在《批判》中,他抓住了黑格尔分析现代市民社会的核心即自由的个体性与普遍性冲突,在此基础上,对黑格尔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有力批判,并提出了化解现代人自由困境的现实出路。现代人的自由与市民社会内在相关。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人的自由被作为真正的哲学问题提出。市民社会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是自由的谱系史。市民社会最初在启蒙哲学家那里,是指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政治社会或国家,其组建的根基是“自然状态”中的“原子化自由人”。斯密又将“理性经济人”作为市民社会运作的基础,使国家从属于市民社会,自由仍以个体性为根基。黑格尔第一次将现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置于对立,他看到市民社会中个体的自由困境,并致力于解决自由的个体性与普遍性矛盾。黑格尔对市民社会问题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他认为康德的自由观具有不完满性和非现实性,为自由与必然划定了界限,也使自由的实现成为空话。对此,他一方面致力于康德问题的弥合,以绝对精神实现自由与必然的贯通,从而为自由提供必然性保证;另一方面,将自由问题与现代市民社会相关联,从而使自由具有现实性。这两方面统一于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法哲学是绝对精神从自然界向自我复归的阶段,人的自由是这一复归的中介。市民社会和国家等伦理环节是人的自由之现实化。但以个体性为原则的市民社会却造就了自由的普遍对立。对此,他认为伦理国家是实现了普遍性的特殊性,是扬弃了市民社会的阶段,只有通过对伦理国家的重建才能实现对自由困境的破解。青年马克思继承并批判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现实的专制政治统治与黑格尔的普遍自由国家之间的深刻悖论促使马克思决心探究以自由问题为核心的黑格尔法哲学。在《批判》中,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抓住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核心问题即自由的内在困境,但却将它置于神秘主义之中解决。对此,他直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国家”部分即他对个体性与普遍性矛盾的解决方案。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基础和国家内部权力体系的双重批判,马克思重新发现了破解自由问题的关键,即“市民社会构成国家”。质言之,他认为对自由困境的解决只能从现实的市民社会和现实的人民生活开始。当市民社会的主体扬弃私人特性,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自由的个体性与普遍性才能真正实现统一。青年马克思在《批判》中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与自由问题的重新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首先,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展开了对自启蒙以来至黑格尔的传统“抽象自由观”的批判,并初步为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问题开启新的思考路向;其次,通过《批判》,他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的变革,展开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批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转向和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最后,《批判》对自由问题的思考有利于推动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和现代人自由困境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