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断言,“本世纪影响世界发展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市,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城镇化”一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十八大会议上“城镇化”一词被多次提及,无疑使如何加快城镇化进程成为未来我国发展的重心。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越来越明显,即以现代产业经济为主的城市经济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村经济,城乡经济差距日益拉大,并导致城乡消费亦呈现出“二元化”的特征。消费、出口、投资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三驾马车”中最根本的力量。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方针,李克强指出,“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可见,城镇化对于消除我国二元经济所带来的“二元效应”,同时城镇化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的途径。经济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当今发达国家在近五百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因素的作用在不断增长,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中,这个因素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这便是金融。金融是货币与信用的融合,是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金融通过其自身的货币发行、信用创造、资源配置等功能影响着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近年来我国金融发展较快,但仍然存在着融资渠道不够通畅、金融体系结构还不够科学、金融市场功能还不够优化、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亟待加强等多方面的问题。四川省资本市场发展较晚,金融创新水平还不足,只有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才能充分发挥金融的各项功能,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随着四川省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特别是“天府新区”的建立,城镇化已经成为四川“十二五”规划的重点项目,而城镇化的进程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然存在巨额的资金需求,同时实现农业现业化亦需要大量的资金做后盾,而仅仅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是远远不够的。金融已不再仅仅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而是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金融发展对于—国的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活动呈现出高度货币化、证券化的特征,金融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融资—全球范围内的资金融通,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社会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研究四川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关系,探索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内在传导机制,无论是对于促进金融改革,还是加快城镇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在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与城镇化理论作了简要的阐述,并形成了关于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接下来是定量分析四川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本文的重点,由于四川省城镇化率的数据不全且仅仅以城镇常住居民的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本文综合考虑了人口、经济、社会、生活、生态等方面的因素,采用改进熵值法对指标赋权,从而得到了四川省城镇化综合水平,金融发展相关指标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金融增加值比率、金融相关率、储蓄转化投资率、金融结构比率,然后运用协整检验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并建立协整方程,考察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内在传导机制。实证研究结构表明,四川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相关指标中对城镇化进程促进作用最大的是金融结构,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四川省城镇化进程的推动能力比较弱。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城镇社会文化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为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产生负影响,表明四川省经济发展还未达到能够金融发展所需要的程度,反而需要金融发展优先发展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