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的法源地位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反思与批判。我国目前关于习惯法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抽象的法理学层面,因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而停留在问题的表层。民法的渊源是指具有规范效力的民法的实际存在形式。习惯法是制定法存在真正漏洞时,法官根据授权依照一定的标准和次序加以援用的法律规范。习惯法能有效的调节法律实证主义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冲突,从而构造出一个开放的实证规范体系。这既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尊重,也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历史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崇尚制定法的大陆法系国家,民事习惯法都是民法的起源并一直作为一种重要的民法渊源而存在。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发现,民法无论在外部体系还是内部体系上都离不开习惯法。从内部体系来看,一方面,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法而存在,而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以及多元性,内在的需要一种自发和自觉的内部规则和多元法律形式,因而习惯法当仁不让地参与其中,同时民法与市民社会的互相关照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作为私法的民法所尊崇的私法自治的核心理念,也造就了习惯法的客观存在。从外部体系来看,基于法律实证主义构造的制定法规范体系不可避免的存在其难以克服的局限,而习惯法则具有补足和变革制定法的功能,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私法外部体系的开放性成就了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并存态势。当然,构造这一外部体系时,应当主义把握习惯法的司法认定规则,尤其注意对习惯法认定条件的把握,紧扣习惯法作为法律规范的核心要素,正确认定习惯法,以确保习惯法充分有效的发挥其积极功能。而在确认习惯的法源地位时,民事基本可以做出概括性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