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增长贡献主要来自物质资本投入的扩大,但是,随着自然资源逐渐枯竭和成本迅速上升,人口增长率下降,伴随而来的是资源成本提高、人口老龄化加剧,依靠投入增加和年轻人口就业扩张的低产出发展模式将走向终结,实施集约、内涵型发展模式,提升资源产出效率,关键在于借助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借鉴现有理论和文献,在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演变基础上,本文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效应和经济、社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一,核算了我国高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效应,发现在1952-2008年间,非高等教育投入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增长了300多倍,高等教育投入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增长了522倍。可是,高等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远远低于理论存量,通过高等教育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在巨大的空间。其二,发现高等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具有强正向效应,但效应总量较低。劳均高等教育投入、高等教育劳动力比例等变量对劳均产出有强正向效应。但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劳动者所占比例很小,在1978、1990和2008年,接受高等教育劳动力生产的产值分别仅占总数1.796%、4.371%和12.213%,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是挖掘人力资本潜力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其三,在一般均衡下,影响政府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因素有高等教育投入收益率、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资源总量等；影响私人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因素有私人期望偏好、投入收益率和价值折现率、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投入成本和风险的变化。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增加了家庭高等教育投入的风险,除提高高等教育效率外,需要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其四,实证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社会效应,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高,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减少社会治理成本,这与西奥多·舒尔茨、厉以宁等学者的论述吻合；受高等教育人数越多,科技进步速度越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仍存在巨大的差距,说明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增加非常具有必要性。高等教育投入增加的可行性表现为：首先,我国政府具有增加高等教育投入的财力,近些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迅速。其次,我国居民高等教育购买力存在很大潜力,自2006年以来,我国居民家庭收入增长较快,高等教育生均学杂费负担相对家庭收入来说有所下降。在总结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经费、机会成本变动规律基础上,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划,预测了我国未来几年(2011-2017)的投入经费总量和机会成本总量。但是,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格局存在两大困惑。一方面,高等教育投入-收益时间滞后性和受高等教育劳动者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对经济落后地区政府高等教育投入产生反向性制约,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投入收益滞后和劳动力流动导致投入-收益区域分割矛盾。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接受者风险及收入格局抑制了私人投入积极性。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经过了多次变化,经历了精英教育时期国家负责全部经费,市场经济环境下双轨制经费投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国家负担减少,民众负担增多、风险上升。鉴于以上原因,高等教育经费分担问题跃然而出,探讨了对政府和私人,区际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分担问题。在分析中发现,自2000年起,我国政府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力度在下降,应至少保证达到理论分担比率标准,建议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在政府财政和家庭两大主体之间分担比率应为0.433：0.567。由于知识更新和机会成本上升,未来高等教育投入总量将增加很快,财政投入经费需要大幅度增长。另外,为了高等教育持续、均衡发展,国家应统筹高等教育投入,在兼顾各地政府高等投入积极性的基础上,减少因为投入-收益分割而造成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