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40余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后，中国近几年已然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升级、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驱动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各自的机遇与挑战，为了在经济转型期完成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或战略转型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并购就成为了一种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自2010年以来，中国并购市场总体虽然处于曲折上升的态势，但却在大多数的并购活动中伴随着非理性的“高溢价”、“高估值”现象。高溢价并购带来的巨额商誉资产，一方面意味着并购双方对未来“超额收益”的信心以及对企业发展前景的看好；一方面也为企业的经营发展埋下了隐患，巨额的支付价格影响了企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自2016年起，上市公司开始大规模计提商誉减值，个别企业因商誉的减值计提引发了股价崩盘，异常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强烈反应，也使得社会开始关注高溢价并购行为带来的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水平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者大多对企业风险进行必要的分类以便于研究，但本文认为企业风险是由多个影响因子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将企业风险作为一个整体来度量更符合现实状况。但为了探究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机制，本文在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选取中介变量时从企业财务风险中选取融资约束指标、从企业经营风险中选取产品市场竞争力指标进行分析以探究超额商誉影响企业风险的相关路径。在企业外部环境中，当溢价并购带来的超额商誉信息被企业外部市场完全消化后将会给予其相应的反馈，反馈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投资者以及银行等）对企业的评价，进而影响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在企业发展所需的外部资源中，外部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8年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3.01%，可见外部资本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而融资水平既衡量了企业获取资本的能力，也是企业风险水平的直观体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环境下，不仅大量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融资约束困境，就是各大企业也会因资金链的问题而引发破产清算，故企业想要实现自身战略目标必须具备强大的“吸金”能力，当企业无法获取充足的外部资源进行并购后的资源整合和扩大再生产以实现规模经济时，企业的风险水平将会提升。在企业内部环境中，当溢价并购行为产生超额商誉时就意味着企业支付了过高的交易价格，从而浪费了内部资源，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抑制了企业整合资源发挥并购协同效应的能力，形成了企业的经营负担。产品市场竞争力集中体现了企业的经营情况，是企业战略实行的输出结果。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强弱是企业生存能力的见证，当企业具备强大的产品市场竞争力时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占有份额或者更高的收入增长率，强力的“输出端”保证使得企业将形成良性的经营循环，减弱了企业的风险水平，而超额商誉不仅反映企业对于并购协同效应的高估，还给企业带来经营上的负担，减弱了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进而导致企业风险水平的上升。
　　由此本文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力和融资约束的视角去探求高溢价并购行为带来的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水平的影响机制。首先，本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梳理，总结前人的成果并在其基础上展开研究；其次，准确界定了主要研究变量的本质内涵，参考已有文献选取合理的研究方法、度量指标以及控制变量；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水平的影响机制，并在进一步分析中探究了内外部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本文利用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和手工收集数据的方式选取了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数据和年度报表数据，采用实证的方式分析超额商誉对于企业风险水平的影响，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超额商誉对于企业风险水平的影响路径，又在进一步分析中研究了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影响的调节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商誉合理性进行划分，以模型预测的方式度量超额商誉，以“发现影响—分析路径—治理机制”的思路进行研究，对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水平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丰富了对商誉经济后果的研究。本文得出结论：（1）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溢价并购活动中带来的超额商誉将会显著的提高企业风险水平，且在三年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得出超额商誉的产生加剧了企业的融资难度，而企业融资难度的提升又会导致企业风险水平的上升；（3）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得出超商誉的产生将引起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下降，而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将会显著的提升企业风险水平。此外，在进一步分析中还发现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将会抑制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的提升。
　　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商誉和企业风险的研究，以企业风险的视角去考察商誉问题，以特定会计信息的视角去考察企业风险问题，拓展了两个研究领域的边界。在实践上对于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深入理解溢价并购带来的超额商誉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和作用机制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也为投资者优化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者制定战略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