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十年代末,新权威主义因其对政治社会发展有着独特的视野而在中国学界和政界大放异彩,吸引了诸多学者讨论和关注。新权威主义者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下,由具备现代化思维的政治权威来领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而这种理论也在实际上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新权威主义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已经经历了理论兴起与形成、发展、沉寂和回流等四大阶段。2012年后,根据政治现实的各项发展,其代表人物萧功秦提出,从邓小平时代开启的改革,到习近平同志的改革期,是中国改革的再出发,是新权威主义的2.0时代!再次将新权威主义理论拉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新权威主义的回流,具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方面,新权威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已经具备了完整、独立的观点。另一方面,新权威主义十分强调理论的现实解释能力。而新权威回流的原因则首先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所暴露出的危机密切相关,其次是因为习李联袂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当前回流的新权威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称作“后新权威主义”,它是在前一阶段较为平稳的发展期后出现的,后新权威主义的本质还在于其仍然是属于强调权威性的、具备现代化导向的一股具有过渡性价值的政治思潮,仍具备有诸多人治权威主义的传统特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因此,笔者在总体上认为这种权威在应然程度上要由个人权威转向法治权威。理论必须紧紧地贴合时代的最新发展,才能最终实现生命的不断延续。穷则思变,变则通。因此,本文在最后试图通过对新权威主义法治化转型作出一些尝试。从转型价值、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动力之源等等多个维度探索由魅力型权威转向法理型权威的可行路径,努力使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得到再迈进。具体来说,就是明确探索新权威主义的“权威”转型价值;其次,新权威主义的转型,需要实现指导思想由“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型,构建超越国家与社会的司法权力建构的理论基础,此外,尝试将自上而下的权力推动作为改革的动力之源,同时,在策略维度上选择自上而下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并最终将实践归宿落在法理权威的认同与实施。新权威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末对中国发展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皆是因为其对于历史、国情和社会现实有着诸多宝贵和深刻的理解,完成了时代赋予理论研究的使命。而在致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全民族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理论的现代化转型将具备更加深厚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