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的“孙明亮案”,到2009年的“邓玉娇案”,再到近些年的“周某瑜案”、“郭永鸿案”、“陈某廷案”等等,可以看出随着正当防卫案件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频繁的出现,正当防卫制度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为了保护公民合法的私力救济权,我国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其是指在公民面对不法侵害却无法从外界得到帮助,难以使用公力救济时,为了保护自身、他人和社会、国家的合法权益时而得以使用的一项制度。正当防卫有五个构成要件,而防卫限度条件是保证其正当性的灵魂核心要件,它对分清是防卫过当,还是正当防卫具有重要意义。如果防卫限度过宽,则容易造成滥用正当防卫权的结果,反之则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减弱公民行使其权利的积极性。因此,正确判断防卫限度的认定标准实际上具有必需性和紧迫性。但是从现实的案例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以防卫结果作为防卫限度的认定标准,这种标准使得实践中的正当防卫认定过少,缩窄了其认定的范围,也会容易带来司法公信力和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问题。追究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正确理解法律规定,也与实践中采取片面的事后判断路径相关,再加之法官偏向弱者和平息舆论的主观心理,导致了这种认定标准的出现。本文通过研究司法实践中的防卫限度认定标准,进而对其有更为清楚和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以达到更好地完善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有或多或少的帮助作用。本文首先要对防卫限度的现有法律规定进行研究,并对我国的理论学说进行评析,其中要将法律规定的范围“延伸”至指导性案例;再者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案例,从而发现司法实践中防卫限度认定标准以及这种标准所产生的问题;其次对司法实践中防卫限度认定标准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探究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最后将司法实践和当前的现有法律制度和理论学说相结合,对实践中防卫限度应当如何进行认定提出具体而具有实践性的建议,使得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以科学、合理地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