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外资,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资本缺口”、“技术缺口”和“思维缺口”,通过吸引外资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研究表明,FDI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一是作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二是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三是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影响技术效率,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这三种影响都可以归结为广义的FDI溢出效应。但FDI研究理论指出,FDI溢出效应的产生并不是无条件的,东道国吸收能力、技术差距、FDI行业特征、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等宏微观要素都对FDI溢出效应的大小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当地的金融发展水平是FDI溢出效应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健全的当地金融体系为东道国融资提供方便,使得东道国企业能够较为方便的通过外部融资来购买企业改善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所需要的设备、劳动力等,使得国内企业能够很好很快的学习国外先进企业的技术、管理,并最终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同时当地发达的金融体系还有助于国内企业与FDI企业建立前后向联系的可能性,有效促进国内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当当地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会促进和放大FDI溢出效应,而当地金融发展水平低于一定水平时,则会阻碍或缩小FDI溢出效应。那么我国的情况会是怎样呢?通过对我国的FDI现状和金融发展现状的统计性描述,我们注意到我国FDI流向高度集中,同时各地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都有着很大差异,因此为了能够更好的检验当地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以往的研究基础,以我国FDI流入最多的东部九省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重点就这些地区的当地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作用进行研究。通过实证检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整体上看,东部九省市的FDI的溢出效应则显著为正,但金融发展落后,其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着负作用;(2)分两阶段来看,金融发展水平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的作用逐渐由负转正,但FDI的溢出效应却由第一阶段的显著为正变为第二阶段的不显著。这种结果表明样本地区的FDI对经济增长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不过随着挤出效应的不断增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这种促进作用的发挥需要越来越高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需要一个较高的门槛值,包括当地比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而从金融机构信贷来看,由于当地信贷市场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金融机构信贷市场对FDI及FDI相关企业支持力度不足,FDI溢出效应因此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但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信贷效率的提高,信贷市场发展水平越来越接近这个门槛值,只是我们还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强。可以看出即便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九省市,其金融发展水平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支持FDI相关企业从而放大FDI溢出效应的作用,这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来说同样具有很好的说服力,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大金融改革,发展当地金融市场,从而使得当地金融发展水平能够有效的支持FDI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以更好的在经济发展中后期发挥FDI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