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音乐学科与翻译学科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壁垒,导致中国传统音乐（下称“国乐”）对外译介研究的语料有限、视阈狭窄,关注不足,成为国乐对外传播的一大短板。为助力国乐“走出去”,本研究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国乐译介的研究范畴,挖掘历史上的国乐译介语料,并根据翻译学科的架构,初步建构国乐译介研究体系,迈出国乐“译出去”的重要一步。本研究首先突破了传统的翻译定义,提出适用于音乐译介研究的翻译定义——“翻译即再现”,即原文的内容与风格、与原文相关的信息以及作为元话语的源语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再现。国乐藉由翻译西传的过程,就是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中国传统音乐的过程。在“再现论”观照下,本研究结合中国传统音乐学学科发展状况和原型范畴理论,将国乐译介的研究范畴由原文到译文一一对应的文本转换,拓展到音乐民族志写作以及通过图文影音再现的“超级文本”,甚至还包括海外的国乐艺术展演等。本研究爬梳了国乐译介的史料,指出国乐译介主要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但译者身份、动机以及对国乐文化的认知水平也是左右译介的重要因素。据此,本研究在运用描述翻译学方法对现存的重要译介文本进行描写、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译介特征而不仅仅是历史年代,将它们分为五种类型:“猎奇式再现”“征服式再现”“研究式再现”“自我推介式再现”和“多元立体式再现”。其中,“多元立体式再现”是当代国乐译介的主要特征,它受媒体技术发展的影响,其媒介是融合了图文影音四种元素的“超级文本”,它与传统媒介一起,形成媒介版图的多元化,而网络超级媒体的普及性和开放性又促成了译介主体和受众群体的多元化。国乐译介不仅是与社会现实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的文化操作,还是一种主动顺应修辞形势的修辞实践。国乐译介史的梳理是分析当前修辞形势和修辞资源的必要之举。受到“新修辞”理论的启发,本研究借用“新修辞”理论中“修辞形势”“受众中心”“认同”等概念与策略,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当代国乐译介作为修辞实践面临的形势和可以利用的资源,确定了国乐译介的修辞目的不是“征服”,而是与受众“共谋”不同程度的“认同”,并分别针对国乐译介面临的两种困境,即译介者本身对国乐的认同困境和目的语受众对国乐的认同困境,提出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