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苏东解体、东西方壁垒消除，发展中国家开放进程加快，以及全球市场经济的普遍建立和进一步融合，国际资本的运动频率和速度更呈加速态势，在产生巨额金融市场交易额的同时，也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国际资本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投资机会和风险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市场的微小变动，都会带来心理预期及资产组合行为的大幅调整，从而使国际资本体现出更大的易变性特征。　　在各类国际资本中，以证券投资和短期银行资本为主要构成的国际游资的易变性一向尤为突出。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是那些采取固定汇率制度(或有管理汇率政策)的国家来说，内部不稳固的经济基础，加上外部潜在的货币冲击，使得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大规模国际游资流入的骤然停止或逆转带来的种种危害。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资本流动和危机的事实证明，国际游资易变性冲击的代价极其高昂，不仅使不发展的金融体系承担更多的风险，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当金融危机爆发时，易变性溢出和危机的传染将更多国家拖入经济萧条的泥沼，使人们蒙受了超乎寻常的苦难。　　有鉴于此，本论文以国际游资易变性为主题，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在对国际游资进行一般分析的基础上，顺次考察了国际游资易变性的度量及证据、易变性的原因和后果，并对相应的资本控制对策进行了讨论，初步完成了对国际游资易变性问题的一个认识逻辑建构。全文由导论、正文部分及结束语构成。导论阐明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核心概念界定，文献回顾，以及论文的结构安排和内容。　　正文部分由5章组成:　　第1章“国际游资:概念性框架”。首先简要回顾了国际游资的历史演进，考察它的起源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一经济学范畴的内在形成逻辑;最后对国际游资的目前规模进行估算。这一章的目的是建立对国际游资的一个总体概念，并为本文下一步的易变性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第2章“国际游资的易变性:方法与证据”。分析了资本易变性问题的起源，对易变性的度量方法进行了概括;结合新兴市场70年代以来的资本流动，重点对90年代的资本易变性进行了分析;在现有易变性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对以易变性检验游资性质的有效性作进一步的讨论。　　第3章“国际游资易变性的决定”。从宏观与微观两大方面剖析了国际游资易变性的决定。宏观决定从内部拉力(内因)与外部推力(外因)展开;微观决定方面，分别考察了市场基础(物的因素)和投资者行为(人的因素)对国际游资易变性的影响。　　第4章“国际游资易变性的效应”。分别从货币供给(利率)、资本市场(股价)、外汇市场(汇率)、银行部门等四个方面，剖析了国际游资易变性对一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从政府、企业和家庭三部门，分别考察了游资易变性对实体经济的效应，并进一步提供了易变性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据;最后，把金融危机视为非正常情形，分析了国际游资的投机性攻击、短期债务易变性对危机及其传染的影响。　　第5章“国际游资易变性的控制”。首先对是否控制国际游资的理论纷争进行了评述，对有关控制措施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有关控制与否的争论实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后结合中国的实证，进一步给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　　论文最后是结束语，从全文进行了简要总结。论文的主要创新观点和结论是:　　(一)面对当代国际资本越来越快速的流动，传统上以短期性、投机性来界定国际游资显然存在着缺陷。因此本文把国际游资界定为高度流动性、且容易变动(易变)的国际金融资本。其范围不仅应涵盖习惯上划分为游资的各类银行短期资本，而且还应把IMF等界定为“长期”的证券投资，以及表外的衍生金融工具投资包括进来。而由于易变性较低，在国际收支的金融流动中，FDI和官方流动一般不应算作国际游资。　　(二)历史分析发现，国际游资由来已久。它的周期性兴起和发展，并非纯粹的历史偶然，而是资本的本性(人的天性)和一定的技术、制度结构使然。在追逐利润，驱使货币资本周期性地游离，从低价市场流向高价市场、进而周游世界的本质方面，古今中外人们并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因此从表面上看，国际游资的发展似乎更受制于一定的技术、制度结构条件。研究表明，国际游资的扩张固然有不断自我膨胀和加速的一面，但并不是无休止的——如果国际政治层面发生重大危机，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可能暂停，因而与此相关联的当今全球化进程也可能发生逆转。　　(三)在近代，国际游资的全球运动一直为发达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所主导(如前期是英国、近期是美国)。国际游资的规模扩张、在全球的加速运转及流动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为发达国家所驱动和左右。同时，在当代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发达国家私人部门利益因素在增加，二是与国际游资投机性攻击而伴生的金融危机出现了从中心向边缘地带转移的趋向。　　(四)从“质”的方面看，国际游资首先是一种在国际间运动的游离资本，即国际游离资本。它经历了货币化、资本化、国际化和虚拟化四个发展阶段。其次，以现代货币流量理论的角度视之，国际游资又是国际金融窖藏，是一定时期内游离于国际储蓄一投资循环流之外的货币资本。虽然“量”的估算表明，国际游资只占全球游离资本很小的部分，但按虚拟资本杠杆率计，其潜在破坏力不可低估。　　(五)国际游资的易变性，可解释为高度的敏感性和不稳定性，其现实表现为资本在短期内的大规模集聚、投机性攻击或突然逆转。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及其易变性的经验分析，发现90年代各类资本的总体易变性要普遍高于80年代;危机国家的资本易变性普遍较高;国际游资(主要包括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一短期”)的易变性要高于长期资本(主要是FDI)和官方流动。我们就易变性和游资性质的进一步讨论表明，定量的易变性分析在判定游资性质方面是有效的，但并非绝对。各类资本的易变性并非一成不变。如:在某些情形下，作为“冷钱”的FDI与作为“热钱”的股票投资的“冷热性质”也可能会相互转化。　　(六)国际游资易变性的根源来自宏观与微观两大方面。宏观内因包括一国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变化、低制度质量(政治、社会结构)、偶发的信贷违约(国家风险);宏观外因包括国际利率(汇率)变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周期性变化、大国及其国际代理人因素。微观原因，则可从市场基础(包括技术、市场、工具和主体)与人类控制能力的不对称发展、投资者行为的不稳定性两方面得到解释。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市场)情况下，各个宏微观变量对国际游资易变性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七)国际游资的正常流动不可或缺，但高度易变性的危害是严重的。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危机的经验证实，国际游资的易变性冲击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外部问题。它不仅造成这些国家的金融不稳定(加剧利率、股价和汇率波动和银行部门脆弱性)，而且影响实体经济的产出与分配。更重要的是，当它与固定汇率制度等一些基本面条件结合在一起时，即便不是直接原因，也至少是近年货币危机爆发的背后因素:国际游资在短期内的大规模聚集，使得东道国经济压力突然陡增;少数游资操控者的恶意冲击，是宏观不稳定向危机转化的导火索和关键因素;危机爆发后，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抽逃，又进一步加剧了危机，使受害国家雪上加霜。　　(八)是否对国际游资进行控制，历来是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中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就其实质而言其实是自由主义和国家管制两种经济思想观及意识形态的较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要不要控制游资易变性，而是如何控制的问题。本文认为，为提高自己对外部易变性的免疫力，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进程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顺次推进，同时经济结构改革至关重要;在面对游资的高度易变性冲击时，应当合理运用反周期政策与直接管制措施;此外，还应当针对国际游资的投机性攻击，采取一定的反攻击对策。除国内监管与防范外，国际社会应当对游资进行联合治理与协调，因而，跨境联合监管、货币合作与IMF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九)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近20年来中国市场的国际游资在大部分时间皆为净流出，说明中国国内游资外流(逃)极其严重;但近三年来，随着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很高，国际游资又出现回流趋势，正逐渐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大潮，通过不同渠道涌入中国，试图进行投机性套利。易变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随着资本流量的增大和资本管制的放松，中国近十年的资本流动总体上比过去变得更不稳定;短期资本(游资)的重要性在上升，而且其易变性要高于长期资本;在各类游资中，银行短期资本表现出最大的易变性，证券投资其次，净误差与遗漏再次。对应于实证结果，论文因而提出了产权保护及公平竞争，塑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序开放，稳步推进;配套改革，建立游资监管和风险防范体系;加大反腐、反洗钱力度等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资本易变性研究在国外兴起的时间不过十年左右，国内则几近空白。国际游资作为国际资本的其中一个类别，学界对其本身的界定与评判尚无定论，我们把论题重点定位在国际游资的易变性上，尽管增加了研究难度，却也具有了某种开创性意义:(一)通过对国际游资概念的再界定，抓住了国际游资的本质特征;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对国际游资的演进逻辑进行了研究，对其规模结构进行了估计，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二)通过易变性分析的引入，首先提出了国际游资易变性问题，并形成了涵盖概念、方法、原因、效应和控制等在内的一个较完整的内容体系，为国际游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分析框架;(三)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市场国际游资的易变性实证分析，为中国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