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创造和提升企业价值的必要手段,是企业发展的起点。在实践中,因信息不对称或代理成本等原因,公司存在非效率投资问题,具体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目前,我国处在经济转型期,要求公司进行资产结构调整,并逐步放宽投资渠道,因此对投资效率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的策略尤为重要。已有成果证实了股权集中度、自由现金流、股利分配政策和金融发展水平对投资效率存在一定影响,但董事会结构尤其是性别结构是否会对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尚需实证检验。近年来,随着女性参与董事会程度增强,女性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问题日益引起各方关注,北欧、西欧等一些国家甚至出台了关于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任职比例的法定要求。那么,董事会女性任职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地理文化背景是否对这一作用有影响,亟需做出回答。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应用资源依赖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多元化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理论推演女性董事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同时,本文以我国2011~2015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从董事长性别、女性董事比例以及地理文化背景等几个方面,实证检验女性董事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女性担任董事长能够降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即提高投资效率,并且股权集中能够强化上述作用。但是,扩大董事会规模会弱化女性董事长降低公司非效率投资的作用。这表明,提高女性董事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2)女性董事比例过高,会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增加,降低公司价值。这表明,单纯提高董事会女性比例而不给予其一定实权,其规避风险和严苛保守等性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公司投资效率带来负面影响。(3)女性董事比例提高和引入女性董事长都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投资水平来减小企业过度投资问题。而当企业本身投资不足时,女性董事长和女性董事比例增加将使得公司投资不足现象更为严重。(4)引入地理文化背景因素后,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南方传统文化,可以起到减弱女性董事长对企业投资水平的抑制作用,避免出现企业投资不足;政治中心的北方传统文化,可以强化女性董事长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避免出现企业投资过度。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1)我国尚无必要制定类似瑞典和挪威等国规定女性董事比例的法定条款;(2)拥有女性董事的上市公司应该赋予女性董事更多话语权,委任女性董事担任执行董事等重要职务;(3)公司在选任女性董事时,应该考虑公司所处地理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4)我国应该完善男女平等的法规,在保护女性权益的同时,也使得女性董事能够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