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为了解决植物新品种保护问题,世界上已经有75个国家加入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公约,简称UPOV公约。除此之外,WTO中有关Trips协议要求各个成员国都必须通过本国立法保护植物新品种,所以目前植物新品种得到了良好的法律保护。但我们应当看到在现实中,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上,除了植物新品种以外,同时还有大量非植物新品种的农业品种被栽培种植,而且在这些非植物新品种中,有些品种的性状或者农业指标并不比一般的植物新品种差,甚至还更优良。因此,对于这类品种我们也应当提供法律上的保护。为此,印度、菲律宾、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立法中就专门规定了对这类品种的保护,包括地方品种、土著品种等品种的保护,其保护理念除了依据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规定以外,还借助和采用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一些观点,主要是利益分享理念。另外这些国家还把保护土著品种与保护植物新品种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套特殊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植物新品种法律制度自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应当在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同时考虑到对这类品种的保护问题。基于以上的原因,本文把植物新品种之外的品种进行了分类,把其中对人类社会有益无害的品种归属于“其他品种”的范畴,然后分析研究了“其他品种”的基本类型,育种来源,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在农业生产中被应用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设立“其他品种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设立这一类权利应当遵循的价值理念。然后,借助植物新品种权的权利特征和权利内容,本文分析研究了获得“其他品种权”的基本条件,“其他品种权”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等相关事项,从而构建出保护“其他品种”的基本法律事项和基本法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