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30·60”碳达峰与碳中和发展目标的提出,意味着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同时,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也逐年增加。有部分国外观点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在通过OFDI形式将自身碳排放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那么现实情况是如何?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碳排放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效果,存在怎样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渠道?对于这些问题,唯有运用客观数据来剖析,才能更好的验证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作用效果。围绕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对相关国际投资与环境理论进行了梳理,对现有国内外有关国际投资与东道国碳排放的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对现有研究进行了评述。其次,分析了中国OFDI整体现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现状、沿线各国环境现状,主要国家绿色低碳政策四方面内容。进而,阐释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所产生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本文选用2006年至2020年间4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数据,运用系统GMM回归进行了分析。同时,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国家发展水平、区域分布、投资动机等异质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实证结果显示,在基准回归结果中,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呈显著负相关,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绿色低碳效应。在间接作用效果中,规模效应作用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倒U”型变化趋势;结构效应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情况同中国OFDI产业选择高度相关;技术效应呈显著负相关,但系数相对较小。控制变量中,经济开放程度同碳排放不存在显著关联,前期碳排放量、高能源消耗水平、城市化进程加快是导致当地碳排放增加的内部因素,制定低碳政策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结果中,在对国家发展水平异质性的探讨中,中国OFDI在发达国家的碳减排效果要优于发展中国家,且技术效应在发达国家发挥的更为充分。在对区域异质性的探讨中,在东南亚区域,中国OFDI的绿色低碳作用主要是通过结构效应发挥;在中西亚与独联体地区,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发挥都较为有限;在中东欧及地中海沿岸地区,主要以技术效应发挥作用。在对投资异质性的探讨中,在市场投资型国家,中国OFDI主要通过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实现碳减排;在资源投资型国家中,OFDI作用虽然偏低,但整体也呈现一定的“低碳性”;在创新投资型国家中,OFDI通过绿色技术的正反馈循环实现碳减排效果。因此,基于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中国OFDI并非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自身的污染避难所,而是通过OFDI作用机制在相关国家发挥出绿色低碳效应,改善了当地碳排放情况。最后,本文从国际投资实践与绿色低碳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推动中国低碳型OFDI发展,建设绿色、可持续、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平台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