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会发端于会馆。会馆从明初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历经5个多世纪,到20世纪初同乡型的会馆逐步向新的组织形式——同乡会转化。同乡会从产生到逐渐衰亡的半个世纪中,虽然时间短暂,但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抹重彩的一笔。　　 作为民国时期同乡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蓉同乡会,既是同乡组织历史发展的延续和革新,又是与厚重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和时代的现实选择密不可分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是旅蓉同乡会得以传承的历史因素,旅蓉同乡会与其它任何同乡组织一样,都是以家乡观念为背景的组合,是乡土观念在异地固化而成的一种地缘性组织；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局势风云激荡、复杂多变,多元思想文化冲撞并存、相互交融,各种政治势力虽然力图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取得最终胜利,但他们对政治态度不明确的同乡会等一些社会团体并不严格限制,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利用,从而为同乡会等社会团体的发展创造了适当的政治环境,使得旅蓉同乡会不断发展壮大；民国以来,成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形成了城市人口的聚集效应。抗战爆发后,大量移民入川,推动了成都市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些外来人口涌入成都,给城市生活与管理增加了很大难度。而此时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相对较弱,为各种社会团体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留下了空间,具有中间角色的旅蓉同乡会便发挥出了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作用。因此,政府社会职能的缺失是民国时期旅蓉同乡会繁荣发展的社会基础。　　 民国时期旅蓉同乡会自产生以来,其发展虽然比较曲折,但总体上呈增长趋势。笔者认为,民国时期旅蓉同乡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四个时期,即转型期(1912—1924年),旅蓉同乡会逐渐从同乡会馆转化而来,但为数不多；发展期(1925—1931年),此时成都处于三军共管时期,相对比较安宁,旅蓉同乡会得到了初步发展；繁盛期(1932—1949年),四川归于一统,抗日战争爆发,川内相对平静的现状,促使大量人口内迁,外地人员不断增长,旅蓉同乡会迅速发展；衰微期(1949年以后),新中国成立,意识形态的变化和政治、经济的高度集中,使得旅蓉同乡会失去了生存的根基而逐渐衰落下去。　　 民国时期旅蓉同乡会的组织形式基本上实行的是理事会制,在组织结构上是纵向的层级结构。会员大会是最高机构,一般由理事会负责召集,理事长主持,如理事长因故缺席,则由理监事联席会议推举常务理事主持,或由监事长主持。会员大会类似于“立法机关”,负责同乡会章程的制定、修改,重要事项的决议,财务收支状况的审核等；理事会、监事会为下级机构,理监事成员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监事又互推常务理监事、理事长和监事长。理事会是执行机关,具体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常务理事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理事长负总责并对外代表同乡会。监事会专司监督,对重大事项进行监察或作出决议。理监事联席会议是在会员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一切重大事项的机构,可以说是会员大会的常务机构。一般由理事会组织召开,也可以由常务理监事联名召开。再就是处于不同层级的财务保管委员会等及其主要处于常务理事会下的各种办事机构,主要负责具体事务的办理。　　 民国时期旅蓉同乡会主要缘于会馆等旧的同乡组织,它依然具有同乡组织的共同特征。但它又是在政局动荡、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的同乡组织,因此它也具有不同于其他同乡组织的明显特征。一是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的旅蓉同乡会有150多个,甚至比上海还多；二是会员身份复杂。既有政府官员、军人、警察、律师,又有商人、工人、技术人员；既有教授、高校学生、医生、护士,还有编辑、记者等新闻界人士,甚至还有佛教、道教等宗教界人员；三是团体政治色彩浓厚。旅蓉同乡会会员属于军政人员的占31％,理监事中属于军政人员的占53％；四是理监事层次较高。理监事人员普遍文化素质较高,高等学府毕业或正在高等学府学习的占57％,特别是部分理事长、监事长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　　 民国时期旅蓉同乡会的功能继承和延续了旧的同乡组织的功能而又不囿泥于旧的功能,在时代进程中衍生出了许多新的功能。其主要功能是联络同乡、爱国爱乡、赈灾济困、力争社会公平与正义、督促“剿匪”、兴办公益事业等,这些功能一是推进着政府相关工作,如呼吁振灾济困和经济、治安、教育、文化等项行政措施的建议；二是补充和加强了政府的功能,如振灾募款数额可超过政府的拨款；三是延伸到了家乡和国家民族。其所救济的被难同乡和被难侨民,正是中华民族部分的同胞,其所慰问的守乡守土的将士,正是抵御强寇、捍卫国家的栋梁。　　 民国时期旅蓉同乡会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民间团体,而且是一个矛盾复杂、具有多重属性的组织。它在地域观念上开放性与狭隘性并存,既接受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但又不能完全脱离“家乡”的羁绊；在生存发展上斗争性与妥协性并存,旅蓉同乡会为秉承宗旨而保持相对独立性,为生存发展而又不得不借助政府力量；在思想观念上进步性与局限性并存,在进步的民主思潮下采用理事会制、打破身份界限、爱国爱乡等,而在正统观念的影响下又极力反共；在利益观念上公益性与功利性并存,在战乱时期开展众多公益事业以弥补政府职能缺失,而政府官员、商人的大量渗入又必然使其带有功利色彩。　　 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旅蓉同乡会,在近代中国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在国家管理社会能力极其薄弱的情况下产生并逐步发展壮大,而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统治能力高度强化、国家全面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背景下又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旅蓉同乡会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历史发展和历史选择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