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回顾逝去的二十世纪，中国曾就如何解决“三农”出路进行了多次论争。论争的结果是，在充分肯定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前提下，发展农村工业，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整体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基本途径得到了普遍认同。在过去的百年中，我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多次繁盛与衰退。在影响农村工业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无疑组织形式与相应制度安排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作为农村工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乡镇企业至今已完成了由产权不清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向产权清晰的股份公司的转型。虽然我们不能假定国有企业制度(包括其他制度)都能像乡镇企业一样顺利地完成转型，但乡镇企业制度转型的思想作为一种成功的范式，可供国有企业及其它领域的制度变革以借鉴。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择从经济组织与制度思想历史演变的角度出发，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工业经济组织与相应制度的发展变化。由于对农村工业经济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研究不仅映照着一个经济的变迁，而且映照着一个社会的变迁。因此，对20世纪中国农村工业经济组织与制度变迁思想进行研究，不仅可丰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还可丰富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本文基本按照历史顺序分六部分对20世纪中国农村T业经济组织与制度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 第一章主要考察了20世纪初期农村工业中出现的包买商制度思想及近代中国农村工业经济组织与制度的演变路径。结论是包买商制推动了20世纪初期中国农村工业的兴盛，但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使得包买商制没有顺利地实现向手工工场制和工厂制的转变，随着包买商制的衰退，近代中国农村工业又退回到以单个农户家庭为主体的经济组织模式。 第二章的内容主要着眼于20世纪30-50年代农村工业合作经济组织思想。虽然农户组成合作组织有助于获取在家庭组织中无法实现的潜在利润，但由于近代中国农民缺乏组织，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最终这场组织制度的变迁演变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强制力量的再次推动下，农村工业合作组织又经历了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第三章主要考察了1958—1984年期间社队工业企业的制度思想。在此期间，社队企业作为人民公社内部一个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其产权制度先后经历了通过“一平二调”的方式将所有权收归人民公社，之后又逐步下放到生产大队，生产队。这一时期国家政策思想的转变反映了农民利益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和相互妥协，最终在不损害国家代理人集团利益的前提下，对农民作出了某种程度的退让，归还了农民的部分权利。第四章的重点在于分析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制度思想。文章首先分析了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制度安排思想的特点，接着通过对有关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效率差异思想及乡镇企业兴衰思想的剖析，得出以下结论：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组织行为与组织绩效；同一制度安排在不同的资源环境与制度环境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经济绩效。 第五章主要考察了198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期间，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兴起及股份合作制被经营者持大股取代，进而向股份制转变过程中相关的政策与思想。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变迁，乡镇企业实现了由产权不清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向产权清晰的股份公司转型，乡镇政府也逐渐从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退出，制度变迁模式由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变为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 第六章旨在从总体上考察20世纪中国农村工业经济组织与制度思想的演变过程以及20世纪农村工业的发展状况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本文通过综合运用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和政策思想相结合的方法，同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法及博弈分析等方法从宏观上对20世纪中国农村工业经济组织与制度思想进行系统考察与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 1、20世纪中国经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不同于发展经济学中所描述的二元结构状况，它是一种三元经济结构，即农业部门经济、农村工业部门经济及城市部门经济所构成的经济体系。作为“中元”结构的农村工业部门经济不仅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对整个20世纪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传统经济的变迁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2、20世纪中国农村工业经济组织与制度思想演进的基本脉络是：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农村工业经济组织从企业前的家庭组织开始，经历了合作组织及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不规范的企业形态，最后发展为成熟的公司制。从产权的演变角度来看，农村工业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从早期残缺的缺乏排他性的产权体制逐渐变为趋于建立一个有效的产权体制，而且制度变迁的模式由早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转变为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当然，在诸多因素作用下，20世纪中国农村工业经济组织与制度思想的变迁表现为曲折前进的态势，有时甚至出现了倒退，其间不仅有许多过渡环节，而且各种形式常常同时存在，从而形成了一种杂糅交织，错综复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