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的价值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追求。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赋予了隐私权新的内容和特点,拓宽了隐私权的客体范围。政府作为公民隐私最大的侵权者越来越难以得到法律的规制,尤其是电子政务的发展,更拓宽了公权力机关的侵权范围。本文的中心任务是探讨如何规制公权力机关对隐私权的侵害问题。文章正文包括了前言和五个部分,前言部分阐明了隐私权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第一部分介绍了作为基本人权的隐私权的含义界定和权利属性。从隐私权的基本人权属性出发,认为隐私权是指个人所享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领域和个人生活私密信息的支配权和控制权。网络时代又赋予了隐私权新的特点和属性,即从传统的人格权到资讯自主权。第二部分介绍了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宪法意义上,是一项可以而且应当加以限制的基本权利。这一部分介绍了隐私权限制的涵义、目的及其合理界限等基本理论,并结合域外宪法判例和法律规范给出隐私权限制的合理界限。另外,本章专门讨论了公权力机关工作人员的隐私权限制。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公权力机关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类型。本文结合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和案例分析,总结出侵害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非法采集个人信息资料;二,非法公开个人信息资料;三,政府网络信息安全监控对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侵害;四,公权力机关其他侵反隐私权的方式。第四部分首先列举了域外隐私权保护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一,美国隐私权保护制度分析;二,欧洲隐私权保护制度分析;三,日本隐私权保护制度分析。并通过对这些国家隐私权保护的判例和法律总结出域外隐私权保护的原则和主要措施。主要的方法和措施有以下几种:一是隐私权的宪法和立法保护。二是,公权力机关部门的自律。三是,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对公权力机关的司法审查。第五部分概括分析了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世界隐私权保护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相关案例,提出了我国保护隐私权的建议和意见。文章提出了完善我国隐私权法律保护的构想:一是确认隐私权的宪法地位,并加强专门规制政府侵权的隐私立法;二是确立司法机关的违宪审查制度,实现公民隐私权的行政诉讼救济;三是完善隐私权的行政救济制度,主要是指行政复议的救济。本文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隐私权必须是一个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规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实现隐私权的保护,需要多重效力的发挥。研究隐私权的政府侵权有利于个人隐私权在宪法和法律中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利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