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其中的一些诗篇在先秦时期被广泛征引,从流传下来的先秦典籍中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先秦诸子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引《诗》现象,尤其是儒家诸子文献。因此,本文就先秦诸子引《诗》这一文化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先秦诸子引《诗》的前奏。首先,简要地对先秦诸子引《诗》的概念和范围进行了界定,分析了《诗》在春秋时期的传播状况,根据它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点,对《诗》在先秦时期的功能进行了简单定位。《诗》在春秋时期产生后,便被赋予了众多社会功能,在外交辞令、政治典章、教育教材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根据前人研究的成果简要介绍了先秦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的引《诗》情况。《左传》代表了先秦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历史散文中引《诗》用《诗》的特点和方式,对后世诸子的引《诗》有一定的影响。通过对历史散文引《诗》的对比观照,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诸子引《诗》的整个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第二章主要以先秦儒家诸子为中心,探究了《论语》、《孟子》、《荀子》的引《诗》现象及特点。《论语》中引《诗》共有12次,多是在谈话、评论中引《诗》,并依据《诗》在当时社会的意义对诗义进行解构重建,使《诗》更符合儒家学派表述的需求。这与孔子在“仁”、“礼”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诗学观是分不开的。《孟子》一书引《诗》37次,与其“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迹熄《诗》亡”、“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诗学观念紧密相连。《荀子》引《诗》数量最多,高达83次。荀子引诗方式比较灵活,尤喜引雅、颂,喜欢反复征引并且喜欢“引经据典”。此外,本章在对儒家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得出儒家诸子对《雅》、《颂》较为推崇,对《风》则较少引用。并且,在研究讨论先秦儒家诸子引《诗》现象时,笔者提出了一点自己在研究时的心得:即先秦儒家孔、孟、荀在对待作为儒家经典的《诗》的感情态度上是有变化的,《诗》由一个纯经典性的文献逐渐演化为一种说理的工具。即在先秦儒家诸子(主要指孔、孟、荀)引诗过程中《诗》在儒家诸子心目中的纯经典化地位在减弱,而与此同时,儒家诸子对《诗》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意义,为汉代《诗》的经学化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是先秦非儒家诸子的引《诗》研究,主要对墨、道、法诸家进行研究,分析其各家引《诗》用《诗》的特点及意义。非儒家诸子典籍中的引诗状况代表了他们各自学派的诗学观念,与他们各学派的思想观念是分不开的。通过分析他们对《诗》的态度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出《诗》在先秦时期发展情况及地位的变化。同时,通过对比先秦儒家与非儒家诸子引《诗》情况,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诗》在先秦时期的传播情况。先秦诸子在引《诗》过程中所形成的“引经据典”的特点,提升了《诗》在运用上的经典化和权威性,为汉代人最终的推《诗》成经奠定了基础。第四章结语部分主要分析先秦诸子引《诗》活动中所反映出的儒家经典“经学化”趋势。纵观儒学自孔子到汉初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儒家经典的经学化趋势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儒学经学化在汉代确立,奠定了之后儒家学派在传统政治中的一种主流地位。而这种经学化趋势是滥觞于先秦诸子对儒家经典的引申和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