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首见于《礼记·礼运》,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一部分,表达的是作者对上古“三代”美好社会的追忆和缅怀,寄寓了作者“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兼爱和乐”的社会理想。然而,由于“大同”一词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今日我们所理解的“大同”,多是古代文献和现代观念互相阐释的结果,属于现代传统。本文试图在对“大同”渊源的探寻中还原其在经学系统的本来面目,在对其后世流变的分疏中探寻它的地位和价值。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从文本意义上解读《礼记·礼运》中“大同”思想的基本内涵,对时下流行的把“天下为公”解释为“天下公有”、把“选贤与能”等同于“民主选举”的观点做了一定程度的澄清；第二部分通过对“大同”思想历史渊源的分析,提出《礼记·礼运》开篇将“大同”的隐现与“大道”的行隐直接相关,是对道家的中心概念——“道”的宇宙生成论的继承；作为大同社会政治原则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对上古社会“禅让”思想的继承,并与儒家的“举直错诸枉”主张、墨家的“尚贤”理想一脉相承；大同社会中人人劳动,按性别、年龄和社会需要进行分工,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兼爱互助的思想,则以墨家的“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使人各从事其所能”、“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视人之家,若视其家”为滥觞；进而得出“大同理想已经不是原始儒家的社会理想,而是对儒、墨、道三家思想各有所摄取”的结论。第三部分通过对“大同”思想在后世经学系统内外的流变分析,提出“大同”因为融合了儒家、墨家、道家思想,且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入世而非出世的终极关怀方式而长期在经学系统内部处于边缘地位,直至二十世纪今文经学崛起,康有为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公羊解诂》里的“太平世”、“升平世”分别和《礼运》里的“大同世”、“小康世”相配合,以为《礼运》和《公羊传》相通,是孔子政治哲学的最高原理所在,从而给《礼运》以儒教经典的最高地位之后,“大同”才日渐成为各个学派、各种“思潮”的共同目标,并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从而实现了由“边缘”到“正统”的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