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传播研究与社会学的知识关联紧密,芝加哥学派和继之而起的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产出不少经典传播研究。虽然有关社会学者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少,但是将两个学派作为一个整体的两个阶段来考察的反思性研究不多。社会学者传播研究的内涵丰富,欲要有一了解,需要围绕几个重点建立知识的坐标轴。为此本文选择了流派的兴衰、范式归属、理论建构、研究关怀为叙述的重点,努力还原社会学者传播研究理念的本色。通过对流派的兴衰、范式归属、研究关怀、理论建构的分析,本研究发现：第一、常规性的因素,如美国社会问题的变迁、研究理念与研究问题的转换、研究经费、机构的未建制化等因素影响着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衰。一条隐秘的线索,即“社会”与“传播”关系的揉搓,也引致了学脉的兴衰反复。第二、结构与功能由于都主张社会整体论,也经常被结合在一起使用。由于强调行为的意义及后果,结构功能主义与传播研究内在地勾连起来。被忽视的芝加哥学派也有着功能主义和行政研究的色彩。但是由于对技术的乐观态度,批判色彩较为黯淡。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原意是纳入一点批判研究,但未竟其功。由于亟需外部经费支持,以及功能论所指的泛化,两个学派之间存在着通约性。但是在传播研究领域,出现了结构功能主义、行政研究与哥伦比亚学派互相等同,芝加哥学派的行政与功能色彩被忽略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自施拉姆到查菲等传播学史书写者的选择以及人的认知惯习所致。第三、社会学者对交流之于民主的意义有着持续性的关怀。本文发现,交流是杜威政治讨论的一个立足点。杜威所言的联合性的生活方式、共同体与民主皆有赖于交流活动的居间联络。库利、米德和帕克等人的相关阐述,也落脚在人际交流对于舆论和共同体形成的益处方面。而到了拉氏及贝雷尔森的研究中,同质性的交流普遍存在于民众之中,民众的理性交流被合群性的交谈所取代。但是此种交流,反而也有助于民主制度的稳定。在真正的公共交流之中,公民是在和价值观点迥异的公民在谈话,但这种真正的交流并不多见,交流之于民主的意义是有限度的。第四、人际传播在社会学者的传播研究中的分量凸显。因为人际传播内容丰富,其概念更有弹性,加之理论模型构造的逻辑,促成其愈发受到重视。而大众传播变量却变得可有可无。在考察社会学者传播研究的同时,本文发现经验研究也造成了中低层理论的泛滥、缩小了经验分析的范围,限制了理论的深度。为此,需要引入传播哲学,从而构造一幅相对完整的认识图景。由于没有认识到中层理论的缺陷,使得传播研究理论陷入琐细的困境。或许可以通过提出大问题、适时采用理论先于研究的策略来弥补中层理论建构的逻辑。传播研究应当将传播视角与社会视角联动起来,产出对社会变迁具有解释效力,又能贯穿中低层理论的高层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