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与之相关的福利分配制度日臻完善,农民工群体可以更好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工群体仍是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大部分的农民工依旧在城市低端劳动力市场从事着苦、脏、累、差等工作,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使得他们焦虑抑郁的情绪日渐累积。且已有研究证实,农民工比正常人群有更严重的抑郁情绪。国际流动人口的抑郁情绪已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但农民工作为中国独具特色的国内流动群体,其抑郁情绪并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抑郁情绪作为新人力资本(将非认知能力加入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资收入决定方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以往有关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的文献基本都是从非认知能力综合维度下进行考量分析,还很少有人直接从抑郁情绪这一非认知能力细分维度下进行深入分析农民工工资收入。农民工抑郁情绪若得不到充分重视,将不利于充分挖掘人力资源红利、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和谐发展。因此,研究农民工抑郁情绪及其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据此,文章共分五大部分研究农民工抑郁情绪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第一部分,绪论和文献综述。对应本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该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意义、目标和方法,同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并对文章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对应本文的第三章。该部分首先介绍了新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据此引出农民工抑郁情绪对工资收入产生负向影响的分析框架:第一,直接效应,农民工具有抑郁情绪会直接导致工资收入水平下降;第二,通过身体健康传导的间接效应,农民工具有抑郁情绪会降低身体健康水平,进而对收入产生不利影响;第三,通过工作稳定性传导的间接效应,农民工具有抑郁情绪会降低工作稳定性,导致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丧失,从而造成工资收入水平下降。第三部分,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对应本文的第四章。本研究数据处理过程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成人数据筛选出农民工群体,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测度农民工2012年抑郁情绪,然后跟踪到2014年,保留两期均有工资收入的农民工。并对形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样本不存在系统性丢失。在此基础上进行样本的描述性分析,分析抑郁情绪在不同个体特征和不同地理区域农民工之间的分布特点。结果显示,2012年具有抑郁情绪农民工的占比为29%,其中,女性、受教育程度低、没有配偶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第四部分,实证分析。对应本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五章利用OLS回归、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PSM)和泛精确匹配方法(CEM)分析农民工2012年抑郁情绪对2014年工资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2012年具有抑郁情绪对2014年工资收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第六章从农民工身体健康和工作稳定性的角度出发,解释农民工在2012年具有抑郁情绪对2014年工资收入影响的中间作用机制,分别使用OLS回归、Probit模型和多项Logit模型验证农民工2012年抑郁情绪对2014年身体健康的影响,采用Heckman两步法分析2012年抑郁情绪与两期间工作转换和工作持续时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12年具有抑郁情绪的农民工身体健康水平较差,并且在2012～2014年期间,进行行业间工作转换、缩短工作持续时间,导致农民工专用性人力资本折损,从而引起2014年工资收入水平的降低。第五部分,结论及政策建议。对应本文的第七章。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助推国家顺利实现2020年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以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相应的农民工抑郁情绪应对措施:社会层面,政府应加快建立一些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医疗设施,各大媒体应发挥其自身信息传播优势,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民工宣传抑郁情绪的确实存在以及防治措施,如,电视台和互联网平台可以制作一些有关农民工抑郁情绪的宣传片、建立一些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公众号;企业层面,用人单位应该考虑建立心理咨询室,帮助农民工缓解产生的抑郁情绪;个人层面,农民工应正视自身可能具有的抑郁情绪,要敢于承认并积极面对,同时采取一些常见的自我调节措施,若经过自身努力,抑郁情绪并未得到改善,农民工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医师的诊断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