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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人才的空间流动加速。人才流动比一般的国际迁移表现出更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原有的国际迁移理论对人才跨国流动现象的解释力有限。从流动行为来看,人才流动已经不再是一次性或单一目的地的流动,而是具有连续性、多方向性和暂时性等特征。人才跨国流动模式由原来的长期定居型转向短期流出、回流和循环流动并存的多种形式。学界通过“人才流失”、“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等概念和理论范式来描述人才流动模式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回流渐成趋势,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密切关注。自疫情暴发以来,海外人才回流中国的数量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人才回流迎来重要机遇期。与此同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动增强了人才回流的不确定性,海外人才回流同时面临着严峻挑战。在上述背景下,深入剖析海外人才回流模式及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系统回顾国际迁移及人才流动理论的基础上,选取生命历程理论作为海外人才回流模式的基本研究范式和分析思路。结合丰富的实证调查数据和个案访谈资料,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上海市为个案,从海外人才回流的时间、空间和群体特征等宏观层面以及微观的个人流动轨迹和流动经历等方面来考察海外人才回流的基本行为模式。将回流决策和动因、回流地点的选择以及回流后的社会再适应与职业发展等一系列回流过程置于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加以分析,并对不同海外人才群体回流模式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海外引才及回流人才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开展本项研究的国内外背景,对国际迁移及人才流动的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脉络进行梳理,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以及基本概念,分别涵盖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重点分析海外人才流出及回流的历史、现状和特征,是第三章的内容。从宏观层面对海外人才回流的时间趋势和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并以上海市为个案,对海外回流人才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海外空间分布以及回流后工作地选择特征进行分析总结。第三部分包括海外人才回流决策过程及回流动因的研究,包含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结合上海市海外回流人才抽样调查数据和个案访谈资料,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探寻影响海外人才回流决策的个人、家庭、社会因素及其决策过程机制,并对回流动因的异质性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讨论。第四部分主要探讨海外人才回流的结果及影响,包括回流的空间模式、回流地选择以及回流后的社会再适应与职业发展状况,分别是第六章和第七章的内容。结合调查数据及个案访谈资料,从地理、社会及个人心理等不同空间角度和层面分析海外人才回流空间模式的表现及其形成机制,并就海外人才回流后的社会再适应情况、职业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第五部分是文章的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以及理论思考。该部分在总结归纳前述海外人才回流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将研究结论与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展开对话,并针对我国海外引才及回流人才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建议。文章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海外人才回流趋势显著,回流主体多元化,回流后的空间模式呈现集聚性、跨地域性及动态变化性等特征。中国海外人才回流具有较为明显的时期阶段性特征,人才回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政策走向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疫情以来,中国迎来海外人才回流新一轮的增长期,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人才回流趋势显著。海外回流人才群体的内部构成多样,包括大部分归国留学生以及具备一定专业技能和学历的华侨华人。从流动的时间特征来看,大多数海外人才选择在学成后或积累一定工作经验后回国。从空间特征来看,回流人才来源地分布广泛,海外分布的“大分散、小集聚”空间特征有所强化。回流后的空间模式呈现出地域集聚性、跨地域流动及动态变化性等特征。回流打破了以往单一的祖籍国和侨居国之间的线性流动模式,而是在原籍地、现工作地和侨居国之间形成了新的“三角互动”空间模式;受到地理和社会邻近性的影响,人才回流后的空间选择表现出较强的大城市“集聚”特性和原籍地“邻近”特征,在地理和个人心理空间上形成“跨地域主义”的回流模式。随着个人的“空间感知”和“空间想象”以及不同生命阶段需求及目标的变化,回流后的空间选择具有较强的变动性。2.海外人才回流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海外回流人才总体呈现高学历、年轻化和技能化特征。从回流的时期变化趋势来看,这一特征逐渐得以强化。不同海外人才群体的回流模式也存在显著的身份差异和多样性特征,回流动因和流动模式具有较强的群体趋同性和个体异质性。归侨和归国留学人员以“出国留学(工作)-回国就业(定居)”的一次性返迁回流为主,而华侨华人主要表现为“国外定居‘落户’-回国就业(创业)”的短期往返回流模式。个体差异主要体现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女性的家庭型回流动因高于男性;定居型回流多发生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年龄越大,因职业和家庭原因回流的概率越高;高学历海外人才的职业型回流动机更强。3.回流嵌入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是一种策略性决策过程。不同于推拉理论将人才回流视为东道国的推力和祖籍国拉力影响下的结果。本文认为,人才回流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回流者会根据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以及个人所处的不同生命阶段和境遇,来评估并衡量可能面临的机会和风险,进而做出是否回流以及下一步流动的决策。海外人才的出国动因与回国行为和结果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需要建立人才回流的周期性和过程性视角。回流者个体具有较强的能动性,能够运用多种资源和策略进行心理和行为策略的调整。社会心理因素对海外人才的回流行为及回流后发展状况具有重要影响,对回流模式的探究可以深入到社会心理层面机制展开分析。本文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选取生命历程理论作为海外人才回流的分析视角和研究范式,从以下几方面对回流研究进行了拓展:(1)回流的时间与空间分析维度。本文将海外人才的回流过程与其流动的时空经历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对海外人才不同回流阶段的时间、空间特征以及交织于其中的社会因素的分析,增加对海外人才回流现象及其成因的理解;(2)注重回流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动态性和过程性。本文对海外人才回流动力机制的分析超越了传统推拉模型的分析视角,而将之看作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嵌入于个体生命历程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3)建立并发展人才流动的全周期视角。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回流不再被视为迁移流动周期的结束,而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本文将海外人才的出国与回国纳入人才流动的全周期过程,基于跨国流出、回流以及回流后适应与发展的不同阶段,探讨人才跨国流动与职业发展的关系,对人才流动的理论框架做出补充和扩展。2.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建立了微观和宏观不同要素整合的分析框架,将个人回流过程和经历与社会环境背景联系起来。对人才回流现象的分析,关注宏观的社会历史和结构性语境,即“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和外在政策环境的影响。同时也重视在急剧变化的环境背景下,个人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以及自我建构和策略选择的重要性,即“自下而上”的个体异质性和变动性。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采用定量的数据分析与质性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借助于上海市具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数据,反映海外人才回流的规律性和总体性特征及趋势,并对回流动因及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建模分析;另一方面,结合回流人才的微观个案,展现人才回流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从个体经历、实践经验以及主观感受角度,凸显个体的差异性及其所嵌入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定性的数据资料提供对海外人才回流模式背后潜在个体逻辑的认识,两种方法间形成互补和解释说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