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随着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而与政治上的危机相伴随的是文化上的危机。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以及文化危机,中国士人们开始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并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西化”,而另一部分则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双方论战不断。张申府并没有盲目认同哪一方的观点,而是经过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张申府文化观的提出,与其学贯中西的学术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罗素的逻辑解析法以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者共同构成了张申府文化观的理论基础,为其文化观提供了内容上的启发。而其自创的“大客观主义”和“具体相对论”则是其文化观的哲学基础。学贯中西的学术经历以及科学的理论的指导使得张申府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中西文化。张申府认为,中西文化都存在着优点与不足,双方之间不是某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关系。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也有赖于中西文化的相互借鉴。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申府提出了对于新文化的构想。张申府认为,对于中西方文化应“根据现代的科学法更作一番切实的重新估价”,并对中西文化进行“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同时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应注意对其进行“中国化”,使其适应中国的国情。通过以上措施,最终实现中、西、马三种思想资源的合一。张申府提出的“辩证综合”文化观,为张岱年“综合创新”文化观提供了文化建设目标上的指引,也为我们当今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